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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明珠无处卖

时间:2017-08-18 14:21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经历了九十余年的异族,公元1368年,天下又重新回到了汉人手中。而这次坐上龙椅的,却是纯正贫农出身的朱重八。

  当然,英雄不论出身,有道是“自古得国最正者,唯汉与明”。比如说司马炎、杨坚、赵匡胤那些人的皇位,是靠人家寡妇孤儿抢来的,算什么英雄?而汉刘邦和明朱元璋,人家平头百姓出身,这花花江山,是一刀一枪地血拼得来,故称之为:“得国最正。”

  如果非要刘邦和朱元璋接着再比拼的话,似乎朱元璋更“正”一筹。因为重八哥的皇位并非窝里斗所得,而是“胡虏,恢复中华”,从蒙古人手中抢回来的。所以,这“大明”朝的得国之,实在是实至名归的正大!

  然而,大明朝的天,却并非是晴朗的天,对文人们温厚和悦的大宋之天并没有重现,却经常是翻滚,电闪雷鸣。

  杀!杀!杀!朱元璋、朱棣等人以铁腕,对于文人们更怀有根深蒂固的成见,于是高启被拦腰斩成两截,方孝孺被诛灭了十族!就连一贯能迎合“圣意”的才子解缙,也是“瓦罐不离井口破”,最终被扔到雪堆中活活冻死。“天下读书种子”凋零殆尽,于世的,也再不敢乱说乱动。

  杖!杖!杖!廷杖也是明代的一大特色。《礼记》中曾说“刑不上大夫”,意思是总要给士人们留一点和体面。而明代却毫不留情地剥掉这些重臣、文人学士的衣裤,让他们光着受杖,甚至被当场活活。明代许多著名的文人,诸如《三国演义》开卷词的作者杨慎,一代大儒王阳明等,都尝过这种滋味。

  于是,相当多的文人不得不“夹起尾巴”,写写四平八稳的“台阁体”,去专心研究满篇废话套话的八股文。后人评论说:明制,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试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

  是的,在科举的最高指挥棒下,只有钻研八股文才是最有用的,这是“爵禄所在”——“黄金屋”()和“颜如玉”()全在这里面呢。其他的书本儿,再有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也是白耽误我的工夫(“妨吾之所为”),是“闲书”,看了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

  读书时要看对“考学”有用否?“高考”不考,看了有啥用?所以这其他的“闲书”,不用烧光,也和被烧掉了差不多了。所以有人说,明太祖兴的这一招儿,比秦朝强制焚书要强多了,明代的方法巧妙,秦朝的方法笨拙,但愚天下的旨是一致的。

  秦朝是的“大棒”政策,而明朝则拿出“胡萝卜”来,但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让人们俯首帖耳地听朝廷的话,不可再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

  然而,“天下忘吾辈易,吾辈忘天下难也”,文人们依旧把关心天下大事当做自己的责任。自古以来的才子们,不单有“在万万人之上”的“聪俊灵秀之气”,而且必有惊世骇俗的“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于是李贽还是傲然地站出来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可遏……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

  我们现在有首歌叫《死了也要爱》,股民们曾改成“死了都不卖”,而李贽的宣言却是“死了也要说”,哪怕是话一出口就是祸,就会引来好多大牌人物“切齿咬牙,欲杀欲割”,他还是朗声讲出来!

  当然,李贽最后也是被仇敌,于古稀之年带着病身锒铛。在那里,他用剃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冰凉的地上,留下他用手指蘸血写下的七个大字:“七十老翁何所求!”

  所以到了晚明,很多才子们,渐渐痛苦地认识到,他们正像“网中鱼鸟”一般,如果“安逸其中”,尚可以偷安,但一“恃勇跳跃”,等待他们则是这样一个悲惨的——“其力越大,其缚愈紧,必至摧鳍损毛,只增窘苦”。

  于是,明代的许多才子转而从庄禅之中寻求安慰:“山河大地已属微尘,而况尘中之尘!血躯且归泡影,而况影外之影!非上上智,无了了心……”

  他们放浪形骸,举止乖张。春风十里扬州上的小杜,还羞答答地说“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言下颇有自嘲自悔之意。而袁宏道却朗声大呼:……

  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五快?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

  卫泳也理直气壮地提倡在脂粉堆里厮混,还振振有辞地说:“借一个红粉佳人作知已,将白日,有一种解语言的花竹,清宵魂梦,饶几多枕席上烟霞。”

  这些才子们以狂狷之态为美,以眼中的“癖病”为佳。张大复说“病则奇,奇则至”“小病则小佳,大病则大佳”;张岱更是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其实才子们身上的癫狂癖病,又何尝不是对迂腐、不近人情的正统体制的?

  所以,我觉得明代才子的这些“病态”,并非是瓶花病梅那样被扭曲的美,而是像风急崖陡的山上那些虬枝逸生的怪松奇树,虽然同样是枝干扭曲,但它们却透着桀骜不驯、傲然相抗的。

  晚明好多才子还很喜欢“恶搞”,我觉得比起《武林》式的“恶搞”手法来,更上档次,更有深意。我个人比较喜欢朔爷和冯导的那种模式,他们喜欢拿一些正统的语言来开涮,像《天下无贼》里,什么“有组织,无纪律”“一是锻炼队伍,二是考察新人”,这类常在文山会海上显身的词儿,却从贼头“葛优”嘴里冒出来,显得特别滑稽。

  而明人恶搞经典的本事也不赖,孔的《论语》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意思是让后生学子们多学学诗经。而明人张应文却给“恶搞”成这样:小子何莫吃夫粥?粥可以补,可以宣,可以腥,可以素。暑之代茶,寒之代酒,通行于富贵贫贱之人。

  的孔语录,给成喝稀饭这种日常俗事,大有恶搞经典的意味。所以一干卫道腐儒们大跌眼镜,道:“如斯之类,殆于侮圣言矣。明之末年,国政坏而士风亦坏,掉弄聪明,防检,遂至于如此!”他们认为是了,认为这是明末士风不堪的典型案例。但江湖夜雨觉得,这未必不是另一种方式的,那些已经,人思想的陈经旧典。

  意思说,像我娶的老婆(旧时正妻多是古板无味的),史书像是纳的小妾(妻不如妾),而稗官野闻像是丫头(丫头有时也“通吃”),但是真正在床上打得火热的,却是像是“外宅儿”的诗词文赋。所谓“外宅儿”,是指外面偷偷包养的,是一些“偷来的锣鼓打不得”的角色。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偷”。这种比喻,巧妙诙谐之余,不免也透着拿经典开涮的意味。

  晚明的众多文人,都带有极浓郁的放荡奢靡、佻薄颓唐的情调。他们“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他们淡漠,泥涂轩冕,寄情于山水田园、钟鼎彝器、琴剑石印之间,他们在中陶醉,在陶醉中,玩得不亦乐乎,玩得天昏地暗。

  既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开太平”的理想是那样遥不可及、不切实际,倒还不如逍遥自适、有酒先醉罢了!

  然而,他们又在中迷失,再热闹的繁华,终有曲终人散时,终有宿酒方醒时。醒来后,一丝丝凉意、一串串牵挂仍旧袭上心头。挣扎与烦恼,如影随形。正是:“鸟惊心,花溅泪,具此热心肠,如何领取得冷风月;山写照,水传神,识吾真面目,方可摆脱得幻。”

  如今说起明代文学,往往提到的只是像《三国》《水浒》《西游》《》及《三言》等小说,对于明才子的诗文却说得不够多,好多的明代才子也并不为人们所熟悉。

  其实,明代才子的经历和近代诸多知识的更为接近,他们的压抑和困惑,焦灼和痛苦,我们并不陌生,我们同样有感触。

  这是明代著名才子唐伯虎的一首《落花诗?十八》,江湖夜雨动笔写这部书稿时,正值三月下旬,亦是落花纷纷的时节。

  “绿杨影里苍苔上,为惜残红手自拈”,花落兴叹,花落须惜。然而,我更向往的是,能够穿越五百年的时光,在明代才子们的满篇珠玉中去拾掇那些离尘绝俗的灵慧之气。

  如果只提“王元章”这个名字,有些人可能不熟悉。但要说王冕,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小学课本里就有“少年王冕”刻苦学画的故事。有人可能会哂道:“你就直接说王冕得了,非得叫‘王元章’,卖什么关子,摆什么谱啊?”

  呵呵,江湖夜雨在此一下,这样写固然是为了凑成七个字,比较上口,但更重要的是:按旧时习惯,称人字号,是有尊重的意思在里面的。在古时,称人名相当不礼貌,而称字则客气有礼。当年王冕的朋友,见了他肯定是一拱手:“元章兄……”反过来说,骂人时则只称姓名,不叫字,比如《三国演义》中骂曹操时,就是“操贼”“曹贼”,绝对没有骂“孟德贼”的。

  可能又有人说,王冕不是元朝人吗?你怎么也弄进来凑数?按生卒年来讲,王冕划入元代人物一点也没有错。但是《明史?文苑传》中,王冕的名字却赫然在目。

  明朝中的很多文人才士,如“能掐会算”的首席谋士刘伯温、身为帝王师的饱学宿儒宋濂、有“中国画里的梵高”之称的徐渭,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王冕的影响。就像《三国演义》是从东汉末年讲起一样,我们在品读明才子的时候,不妨也追溯一下王冕的故事吧。

  王冕的名字虽然家喻户晓,但相信好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那个勤奋好学的放牛娃而已。拜托,人家王冕不可能一辈子“放牛娃”的干活吧,他的生平到底如何,我们还是从宋濂、张辰等人所写的《王冕传》及《明史》中了解一下吧。

  王冕,字元章,又字元肃,但这个字在他的画上极少见到,故流传不广。另外他还有一大堆题画用的别号:“煮石山农、竹斋生、会稽山农、会稽外史、梅花屋主、九里先生、江南古客、江南野人、山阴野人、浮萍轩子、竹冠草人、梅叟、饭牛翁、煮石道者、闲散大夫、方外司马、老龙、老村……”

  从这些别号中可以看出,大多是乡村气味的,像什么“山农”“野人”之类;也有隐逸味道的,如“竹斋生”“梅花屋主”之类。还有一小部分沾着点官味,就像素菜中有形似荤菜的“素火腿”“素鹅脖”一样,“闲散大夫、方外司马”等就类似于此,有“白衣卿相”的情调在其中。我们从这些别号里,也大略能透视出王冕一生的经历。

  王冕生于浙江诸暨,四大之一的西施和王冕是同乡。看来好山好水,秀气所钟,既出佳人,又出才子。不过,王冕的先祖并不是南方人,据说他的十世祖是王德元,当时是宋朝,做过清远军节度使这样的官。但到了王冕这一辈,其父亲已成一个十足的贫下中农。

  王冕的父亲虽然没什么学问,但并没有在王冕年幼时就死掉。我们的小学课文里讲,“王冕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这倒不是“教材编写中心”首创的“戏说”,吴敬梓老先生的《儒林外史》中就这样处理了。旧时男人是一家之主,挣钱出力全靠男人,死了爹的孩子往往过得很苦,为了突出王冕有志苦学的,于是“剧情”安排“王大爷”提前去世了。

  不过,就算王冕父亲没死,小王冕当时的求学条件也差得很,王冕父亲是农民,整天让王冕放牛(后人的故事中改成给别人家放牛),王冕来到一个学堂边,在窗外听人家讲书,结果把牛丢了,父亲大怒,打了他一顿。多亏母亲劝解,为他说好话。

  王冕家里舍不得点灯,晚上没法看书,于是就到庙里去。当时庙里的佛像前,晚上有长,王冕就坐在佛的膝盖上就着灯光看书。夜晚的,无人——“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但王冕这样一个小孩儿却根本不害怕,反而为能读到书而高兴。

  当时并没有“中国”这样的节目,但是王冕的却了一个叫韩性的人。他将小王冕收为,倾心传授诗书。据说等韩性去世后,韩性的门人都像尊敬韩性一样王冕,可见王冕尽得其衣钵真传。

  “少年王冕”的这些故事,在《明史》《王冕传》之类的书中都有记载,但王冕自己所写的诗中,却没有提及,只是说自己从小聪颖过人,父母爱之如珍宝,比如《自感》这首诗就这样说:父母生我时,爱如掌上珠。襁褓辟寒暑,乳哺随所须。

  我们看王冕在诗中颇为自负,说自己从小就志向远大,不为“梨”“栗”这些寻常儿童喜欢的吃食所吸引,反而像大人一样彬彬有礼,“相揖”“进退”都大方磊落。看这情景,恐怕能比得上让梨的孔融了。

  王冕这里并没有说求学时的困难经历(也可能是王冕比较孝顺,讳言父亲的短处),只是说自己严格遵守各种规范,不参与诡谲邪僻之事,不看除圣贤以外的书。亲族、宾客都惊异不已,把他当做神童,认为是“汗血驹”一样的天才胚子。

  所以,江湖夜雨猜想,王冕家中穷困不假,但父母对他的学业还是挺支持的,王冕读书丢牛被打,在中夜读的事情或许也有,但从“八龄入小学,一一随范模”来看,却也不像故事中渲染的那样,王冕一直就是个靠自学成才的失学儿童。

  一般来说,从小就怀有隐逸之志的人很少见,大多数隐逸者,都是在追求彻底幻灭、看尽了炎凉后才转而隐于山水的。王冕也不例外,他也曾对孙吴兵法、习武练剑等很感兴趣,也希望能够建功立业扬名立万。青年时的王冕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菽园杂记》卷十二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冕家附近有个神庙,神像是木头做的。有时王冕赶着做饭时没柴了,就卸了神像的胳膊啦腿啦当柴烧。他的邻居很,看到王冕这样,吓得连称。马上花钱请人修补。修完了,过段时间就又被王冕拆了。于是这神像时不时地烧了补,补了烧。可是一年到头下来,王冕家啥事没有,这家补神像的,却碰到好多倒霉事。补像者恼怒,去找巫师论理:“王冕糟蹋神像,为何神不降祸于他,而我却倒霉?”巫师无话可答,竟,说:“你不补像,王冕怎么能够烧它?”

  此事在书里是当做笑话记载的,但也很能反映出王冕豪放张扬的个性。不过在元代,汉人本身就是四等,文人更不值钱,所谓“十儒九丐”,连要饭的也不如。王冕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愿望,也注定会落空。

  元代选官,多看出身和“成分”,科举一直是开开停停,蒙古窝阔台汗时(1237年)曾开过一次科举,此后科举长期停开。选官主要从蒙古、色目人中挑选,或从吏员中提升。王冕所在的时代,科举倒是恢复了,但三年考试一次,而且蒙古、色目人和汉人的考卷是不一样的。不用说,蒙古、色目人的考卷要简单得多,当时有,如果身为蒙古、色目人,却主动考汉人卷的,则授官时加一等。可见当时的“高考政策”常不公平的。

  王冕僻处江南,大概一开始还不了解其中“奥妙”,当时还意气风发地去参加科举,他曾写过“雄文卷尽碧,新诗写出庐山翠”,“试弓好射衔花鹿,有怀若问山阴竹,中天亦有南飞鹄”这样的诗句,对自己蟾宫折桂一举成名自信满满。

  然而,没不久,现实就给了王冕当头一棒,金榜出来了,自觉三场得意的王冕,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名字。这让王冕心里热腾腾的一下子冷却到冰点。王冕干脆愤然将应试用的文章书籍全部一把火烧了,因为他全明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科举根本就是海市蜃楼一般的幻影,只是元代者手中的一根肉骨头罢了,逗着天下的士子们作揖打滚,在你真能咬住之前,却会被一脚踢开。假如王冕有《倚天屠龙记》中明教范遥右使那样的和胆魄,“毁了自己容貌……更用药物染了头发”扮成一个色目人,还有可能侥幸得中,但王冕如何做得来?

  这里王冕说自己一开始还是想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的,其中的“致君尚唐虞”等句子,明显是在模仿老杜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等句。尤其是“此志竟萧条”这句,几乎原句照搬了过来,很有抄袭嫌疑。不过王冕诗中所流露的感情应该是很真实的,王冕很想光耀门楣、让父母脸上有光,但现在梦想成空,三十岁了,依然活得像个书中蛀虫,百无一用,想耕地没有田,想放牧没有草……

  王冕求不就,心情是相当失落的,中人都轻他、贱他,笑话他。一个穷读书人,谁会瞧得起?好在父母对他还是很关心的,但王冕心中,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没有能父母。于是他的《自感》一诗中写道:羁逆泛萍梗,望云空叹吁。鄙我微,故旧嗤我愚。

  王冕这首诗中的“赖有父母慈,倚门复倚闾”之句,和《有感》一诗中的“不虑贫贱苦,且喜父母俱”,都可以证明,王冕的父亲并非早亡。

  现在的小学课本上有这样一段:“春媚的时候,王冕就用一辆牛车载着母亲,到村上湖边走走,母亲心里十分欢喜。”这段故事应该是改编自宋濂写的《王冕传》:“时冕父已卒,即迎母入粤城就养。久之,母思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小儿竟遮道讪笑,冕亦笑。”

  意思是说,当时王冕的父亲已经去世了,王冕把母亲接到城里住。但住了段时间,王冕的母亲想回老家,于是王冕买了个白牛拉了辆车,让母亲坐在,而他自己却穿了一套古代式样的冠服,据说是“着高檐帽,衣绿蓑衣,蹑长齿屐”,在当时属于很奇形怪状的衣服,类似于现在江湖夜雨穿汉服去逛街的效果。

  王冕穿成这样?在牛车后面,乡?小孩见了都出来看热闹,堵着道又笑又闹,王冕也和他们一起疯笑。小学课文中保留了王冕孝敬母亲这一元素,但去掉“被古冠服”一节,可能是怕小学生们如果学习了王冕这一点,不免会“不允许穿着奇装异服”这条学生守则。

  王冕经过了这一番挫折,明白自己安邦的理想是无从实现了。当时的读书人,有不少人虽然考不取,却也可以到衙门里抄抄写写,当个刀笔胥吏,也能混得有滋有味的。但王冕却干不来这“粪里嚼渣,顺口接屁”的龌龊差事,著作郎李孝光几次想推荐他当个府吏,但王冕怒道:“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我自己有田可种,有书可读,为什么要早晚抱着文件站在门前庭下,给人当使?

  王冕有诗道:“……脱巾袒裸呼巨觥,旁人睥睨笑我狂。我狂忘势亦忘利,坐视卑诸郎。君不见江西年少习商贾,能道国朝蒙古语。黄金散尽官,骑马归来傲乡故……”他对于那些善于逢迎钻挤,靠取媚蒙古贵人博得大官,回来后却傲视乡亲的家伙是深恶痛绝的。

  在我们今天,像王冕这样性格的人也是很难在职场混的。据报道,前不久在某快餐巨头举行的一次招聘考试中,实力和经验都超过别人的车小姐一过关斩将,在最后一关时却意外地败下阵来,有人分析她输在“个性”上。

  结果招聘方对车小姐“走人”这点大为不满,点评者也说:“这种情况下,应该从自身找原因,进一步和老板沟通,调整自己的目标和方向才对。”于是车小姐就因为这一点失去了得到这份工作的机会。

  依我看,车小姐先说了“”“沟通”等,已经相当不错了,要是搁王冕这儿,他是一刻也忍不得的,早一甩袖子直接走人了。

  所以像王冕这样的,也就适合在家做个“职业者”——种自己的地,画自己的画。王冕一生中的很多时间,就是隐居诸暨九里山的水南村。

  这个村子僻静之极,一共才有三户人家,这里溪水如带,山峦挺秀,竹木葱茏,水光山色相映。王冕曾写诗形容说:“青山隐隐带江流,江上轩窗面面幽。”在此地,王冕“种豆三亩,粟倍之,梅千树,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

  然而,隐者的生活并非全是悠闲和快乐,正所谓“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要想不被圈养,就要承担自己觅食的艰辛。像王冕这样非官非吏,只靠几亩田地自食其力的人,一遇到水旱灾害,生活是相当困难的。

  王冕自己曾写过“敝衣无絮愁风劲,破屋牵萝奈雨何”,“破甑无粟妻子闷,更采黄精作朝顿”等诗句。可以看出来,王冕的境遇比当年的老杜也好不了多少。虽然现在王冕的《墨梅图》是国宝,但当年恐怕也卖不了几个钱。对此,后来同样困于潦倒之中、卖画换钱的徐渭深有体会,他曾在诗中说:“想见元章愁米日,不知几斗换冰枝。”

  唉,王冕这样超凡绝世的画坛圣手,当年却被视为一个山野村人,也就是会画几笔梅花罢了,有人肯拿几串铜钱几斗米来换就相当不错了。

  虽然王冕的生活极为,但他一直自己的底线,不去向人低头服软。《铁网珊瑚》里记载王冕曾言:“今年老异于上年,须发皆白,脚病行不得,不会奔趋,不能谄佞,不会诡诈,不能干禄仕,终日忍饥过。”虽然王冕年纪已老,脚也有伤病,无力耕作,生活极为困顿,但他还是不求仕禄,不做那些“谄佞”“诡诈”之事。

  从小我们都学过王冕这样一首题画诗:“吾家洗砚池边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为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这首诗反映出王冕清高不俗的志向,王冕有个特点,他只画野梅,不画官梅。

  这梅还有“官”“野”之分?是的,也有分别。何谓官梅?就是那些用漂亮的琉璃盆栽着,由花匠将枝干扭曲,弄出造型的,就像龚自珍所说的“病梅”,即为官梅。而野梅呢?是那种自在地生长在山野,梅干劲直,横逸泼辣,透着不羁之气的梅。王冕的笔下,绝对不画那种“金碧庄严”的官梅,明朝孙长真称赞王冕说:“梅花取直不取曲,此理多未推。诗人独得梅清性,不画官梅画野梅。”

  画是这样,人亦如此。王冕对于诸多一直傲视不阿。《儒林外史》中,吴敬梓把危素写成是王冕的同乡,说危素回乡时,县官乡绅纷纷趋迎奉承,但王冕却不见他。这段情节有“艺术加工”,其实危素是江西金溪人,并非王冕同乡。但据朱彝尊《王冕传》中的描写,王冕曾客居大都,和这位危太仆照过面,王冕当时对他也极为傲慢。

  王冕在大都时,元朝的秘书卿泰不花想请他当参谋,王冕坚辞不就,说:“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禄为?”意思说,不过十年,这里就荒废无人了,我还当什么官啊。和索靖当年的“铜驼荆棘”之语有些相似。这话挺尖锐的,江湖夜雨猜想恐怕是王冕事后和别人说起的,不然泰不花难免当场就给气得“炸开花”。

  王冕这一生,无论面对什么人,都是一贯直言不讳的。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部将胡大海攻到九里山,王冕当时卧病在床,胡大海让兵士抬了王冕去见他。

  王冕面对这些持刀弄剑的武人,虽大病垂危,气息微弱,但还是义正词严地说道:“越人秉义,不可以犯。若为义,谁敢不服;若为非义,谁则非敌。”意思说,我们家乡的人一向忠义,不可以随便的,你们要是以忠义待人,那人悦诚服,如果你们行不义之事,那这里的人必将以你们为敌,斗争到底。

  这话说得不卑不亢,很有胆色。胡大海听了,对王冕极为尊敬。据说朱元璋曾打算授以王冕咨议参军之职,只是王冕见过胡大海后,第二天就病情加重死去了,终年五十岁。

  王冕这一生,在诗、书、画、印等各方面都有精湛的造诣。我们现在一提王冕,一般都将他当个画家来看待。其实王冕当年,十有没有把画画当做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只当是他养家糊口的一个技能罢了。

  我们知道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曾因为众位都宴乐,自己却趴在地上汗流浃背地画画而大为郁闷,回家后一肚子气地对儿子说:“勿习此末技!”正所谓“苑召难忘立本羞”,画画这事儿,只是“末技”,旧时的文人一般还是将写诗当做更为高雅的“正业”。

  王冕的《竹斋集》是他平生诗卷的总集,想来王冕常看重的,临死时千叮咛万嘱咐让女儿保存好,传下去。当时不少人也对王冕的诗集相当推崇,比如刘伯温就这样说:“予在杭时,闻会稽王元章善为诗,士大夫之工诗者多称道之,恨不能识也。”后来他看到王冕的诗,更是赞道:“元章所为诗,盖直而不绞,质而不俚,豪而不诞,奇而不怪,博而不滥,有忠君之情,去恶拔邪之志……”可谓极尽溢美之辞。

  王冕先生和刘基非亲非故,更无仰扳附骥之事,这篇评论应该说是出于的。同样,明初著名文人宋濂也夸过王冕的诗,他说:“当风日佳时,操觚赋诗,千百不休,皆鹏骞海怒,读者毛发为耸。”清嘉庆四年,有个叫郭毓的人,看到王冕的竹斋诗集,爱不释手,当时正是暑天,他“篝灯而疾读之,不自知蚊蠛之刺肤与沾汗之流足”——蚊子叮也感觉不到了,汗从头流到脚也顾不得了。

  当然,依江湖夜雨《全唐诗》后的感觉,王冕先生的诗未必是超一流水准,但有不少诗还是相当不错的,能算得上准一流的档次。

  前面说过,王冕性格是孤傲不羁的,又只画野梅,不画官梅,这在他的诗中也有所反映,比如他有诗叫《盆中树》:橐驼已矣树多病,后世谁能谕官政?

  我们看这首诗,简直就是篇诗化的《病梅馆记》,诗中先提到柳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中的一个典故,善于养树的郭橐驼,是主张依着树木的本性来管理的。但后世的人却不这样,他们把树木扭曲得变形,放入“盆盂”中欣赏,这些“”的树木被当做至宝珍玩,而真正的栋梁之材却被轻视。

  王冕对这种风气极其痛恨,他大声呼道:“此树那宜此中种,器小安能成大用?愿君移向长林间,他日将来作梁栋”。这不仅是在说树,也是在说那些被压抑的文人学士啊!

  从诗风上可以看出,王冕对杜甫十分推崇,有意学习老杜的风格。有些诗干脆就像是“临摹”作品。像《旅次》这首诗:露下竹风清,孤楼恰二更。天垂沧海极,月转大江横。

  完全是比着老杜的《旅夜书怀》“画瓢”。当然,王冕偶尔也“撒回欢儿”,诗意也洒脱奔放起来,比如这首《对月》:己卯八月十五夜,天地万里无云烟。

  不过想王冕的一生,终日在穷困之中度过,自然和老杜更多些“共同语言”,李太白那种“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流”的浪漫情致非常少见。当然,王冕的诗成就远不如李杜,那些“画瓢”类的诗也绝对算不上好诗。但《竹斋集》还是不时有些警人之句的,如“不知好,但觉门前车马疏”,“万里江山云莽荡,五更风雨剑悲鸣”,“客惯经风雨恶,诗情不减少年狂”等七言句还是相当有味的。

  五言好句也有一些:“山河千古恨,风?五更情。”对仗既工整,意味也由悠长雄阔,转到细腻缠绵,很有感染力。“世变山河在,时移草木惊”,有点老杜“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意思,但王冕这两句更直切朴实,也相当不错。“家贫无外虑,身老厌多闻”,极富意味,家贫也有好处,不用担心丢这丢那,反正大不了就这一条光棍性命;年纪大了,也不用瞎操心多了解了,倒落得耳根清静。

  还有“风月临清夜,江湖忆故人”,“寄眠听夜雨,借景看春华”。这两联虽然也不错,但不常好,之所以也找出来,是江湖夜雨自己的偏好。因为这里面包含了江湖夜雨的名字还有家乡地名——临清。这些字竟碰巧都出现在《竹斋集》里,看来我和王冕先生还是挺有的。

  当然,今天来看,王冕的成就并不在诗,而是在画。别看当年可能几斗米就能换一张王冕的画,可今天他的画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张张都是国宝级的珍品,你用几万吨大米堆成米山也难换来。

  墨梅据说始创于宋代的华光,有一天,他清夜坐禅时看到月光将梅影映于窗纸之上,姿态甚是清逸动人,故而悟出墨梅这一派画法。就像一派武功盛行于武林中一样,华光的墨梅就成了当时画坛上一个奇异品种。书画名家赵孟墨梅题跋中也赞:“世之论墨梅者,皆以华光为称首。”

  而墨梅到了王冕的手里,进一步大放异彩。正所谓“画梅须高人,梅则俗,会稽煮石农,妙笔绘寒玉”。王冕这种清高自傲以耐孤贫的风格和山野之中凌寒独自开的瘦梅是息息相通的。所以,王冕的笔下,人是梅,梅是人,雅淡出尘,神秀韵逸。

  我们知道徐渭是画坛巨擘,齐白石等人都对他得不得了。徐渭瞧得起的没有几个人,而他对王冕的画还是相当的。他说:“吾圈花少让元章笔,发干元章不若吾。”意思是说他对花朵的描画不如王冕,但枝干画得比王冕要好。这句话倒也是实话实说,实事求是。

  王冕“圈花”的手法可谓一绝,我们看今天上海博物馆所藏《墨梅图》的说明:此图梅枝倒挂,枝条生长茂盛,伸展交错,呈四出之势。枝头缀满花朵,或含苞欲放,或初绽花蕾,或盛开怒放,或残美点点,正侧偃仰,千姿百态。画中一改宋人画梅“疏枝浅蕊”之法而以繁花万枝,千丛万簇胜出,更显风神绰约。用笔挺劲有力。行枝连续如弯弓秋月,圈花“一笔两顿挫”,简洁畅利。笔法洒脱,繁花似锦,无妩媚纤弱之态,反显清贞孤傲之气。图中自题诗五首,雄奇跌宕,直摅性灵,使画品、诗品、人品融为一体。

  王冕对于明代书画艺术还有一个独特的贡献,那就是治印。过去的印,多数都是官员使用,以金属铸造,书画中所用不多。另外,文人书画用印多由匠人刻制,不免缺乏艺术气味。王冕在放牛时,偶然发现了花乳石的外形晶莹光滑,石质软细,易于刻印,由此开创了文人画士自己操刀治印的风气。到了明清及后世,文人才子们的画中,往往诗书画印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中国画风味。

  这是当年蒲庵禅师王冕的一歌,在我的心中,王冕未必是神秘超凡的梅花,但他绝对称得上是不媚不、着自己家园的“梅花屋主”,让人神往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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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云林的大名,主要是靠他的画作而来。但是他的诗在当年也是极富盛誉,吴匏庵说:“倪诗能脱去元人之秾丽,而得陶柳恬淡之情。百年之下,试歌一二篇,犹堪振动林木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赞道:“诗文不屑屑苦吟,而神思散朗,意格自高,不可限以绳墨。”倪云林的诗风可谓“白云流天,残雪在地”,读来清气满怀,有如珠玉,大有唐时王孟韦柳的山水田园之味。

  在倪诗的田园风味中,我比较喜欢倪云林的这一首《春日》:【春日】闭门积雨生幽草,叹息樱桃烂漫开。

  诗意清幽淡远,很有点王维、韦应物的味道。倪云林此类的好句还有不少,试找出一些来共赏:“天开十里水如镜,雨过六桥花欲言。”(《别后闻入杭赋寄》)

  应该说都是上乘的佳联。倪云林并非一味的冲淡超世,他也有一些充满爱国热情的诗作,元代看来远不如清代,倪云林在杭州凭吊岳飞墓时,曾写道:耿耿忠名留,当时功业浩难收。

  这首诗虽然未见得多好,但反映出倪云林虽长年寄性尘外,骨子里还是很爱国的。另外他《题郑所南兰》诗也说:“秋凤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诗中的所南,即郑所南,是宋末画家,名思肖。当年他画兰不画土,人家奇怪,问是何原因,他说:“土为番人所夺,汝尚不知耶?”倪云林这首诗也是借赞郑思肖表达了对故宋的怀念之情。

  倪云林后半生坎坷,他诗中的味道也酸苦起来,比如这首《述怀》诗:钓耕奉生母,公私日侵凌。黾勉三十载,人事浩纵横。

  我们看当时的有意倪云林的产业,像倪云林这样高洁的人,却也不得不折节去拜那些胥吏,一大早就在公庭上听候吩咐。其实,主要在于倪云林先生太过迂直,不懂得“潜规则”的妙处。如果倪云林先生早就上下打点,结交,那可就一切好说了。所以,倪云林后来才一气之下,将田产全部变卖掉,想图个清静。所以,他后来才起别号叫什么“曲全叟”、“无住庵主”、“荆蛮民”等等。这都反映出他凄凉落寞的心情。

  晚年的倪云林,多愁多病,浪迹江湖之中,他终于也开始想家了。写下了《思归》一诗:久客怀归思惘然,松间茅屋女萝牵。

  “三杯桃李春风酒,一榻菰蒲夜雨船”,虽然是化用黄庭坚那联“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但是用来形容倪云林当时的情景,也是十分的自然贴切。说点题外话,倪云林先生诗集中提到“夜雨”二字的地方还真不少,像什么“潺潺夜雨杂鸣蛙”“钱庙有碑夜雨”“石鼎煮云听夜雨”“卧听夜雨鸣高屋”等等,多得很。看来倪先生和江湖夜雨也是有的。

  倪云林的大名,当然主要还是由绘画上的才艺所得。他的画不但现在都珍藏于各大博物馆中成为稀世之宝,在明朝中期时,就已被人们广为追捧。当时有“云林戏墨,江东之家以有无为清浊”之说,也就是说,江南富贵之家中,看上没上档次,够不够符合上流社会的风雅,要看这家的收藏品中有没有倪云林的画,如果没有,那就很没面子。

  倪云林收藏极丰,米芾、荆浩及诸般名人的法帖名画他看了不少,加上他久居太湖风景绝佳之处,作画不为衣食,不为稻粱,全是性情所致,纯为抒“胸中逸气”而画,所以他的画风格萧散空灵,有其他人难以企及的清高逸气。

  他的山水画意境清远萧疏,自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用笔轻而松,燥笔多,润笔少,墨色简淡,却厚重清温,无纤细浮薄之感,能以淡墨简笔,有神地住整个画面,识者谓其“天真幽淡,似嫩实苍”。

  明清画家学倪云林的数不胜数,但就算是“明四家”之首的沈周,也终逊色一筹。董其昌《画旨》曾说:“沈石田每学迂翁(倪云林)画,其师赵同鲁见之辄呼曰:‘又过矣!又过矣!’盖迂翁妙处,全不可学。启南(沈周)力胜于韵,故相去犹隔一尘也。”后人的才气未必比倪云林差,但却和倪云林的有差别,所以其中的神韵是摹仿不来的。但明清诸家的画用“云林法”“云林笔意”“拟倪云林”的还是数不胜数。

  倪云林的著名画作有《六君子图》《枫落吴江图》和《虞山林壑图》等,《六君子图》其实画的是松、柏、樟、楠、槐、榆六株树,据说倪云林清高至极,他的笔下是不画人物的,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全用墨笔,不着一色,后来甚至连朱印也很少钤。这些画干净明洁,疏朗清澈,仿佛万顷湖水在秋月寒夜下,澄澈清朗,令人俗虑尽空,心脾俱畅。

  现在他的《枫落吴江图》《容膝斋图》《江亭山色图》《雨后空林图》《松林亭子图》《江岸望山图》等均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而《虞山林壑图》《秋林野兴图》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水竹居图》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六君子图》《渔庄秋霁图》《溪山图》藏于上海博物馆,都成为国之瑰宝。

  倪云林这个人想必是很难接近的,他才气高,怪癖多,脾气大。晚年他寄居在姻亲邹家,吃着人家喝着人家,按说该点吧?可他见到邹家的女婿“言貌粗率”,竟毫不留情地给了他一个大耳光,直接打跑了。

  但即便如此,江湖夜雨对倪先生还是挺欣赏的,就算是如果真的见到倪先生,说不定他同样也一个大巴掌扇过来。倪先生一生,“不为谄曲以事上官,足迹不涉贵人之门。与世浮沉,耻于衔暴,清而不污”,持身绝对称得上高洁。正如袁宏道所说:“嵇康之锻也,武子之马也,陆羽之茶也,米颠之石也,倪云林之洁也,皆以癖而寄其磊块逸之气者也。余观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

  是啊,倪云林先生虽然有怪癖,但也是出于一副情,比那些装模作样,“口谈,而志在穿窬”的人强多了。

  清代评论家林昌彝在《海天琴思录》中曾说:“唐以后学太白神似者,唯高季迪一人。近代黄仲则得其肉,未得其骨。”这高季迪,就是明代的著名诗人高启。

  前面我们所说的王冕、倪瓒等才子,虽然诗作也不乏佳句,但毕竟绘画方面的成就才是他们的“主营业务”,一般人选明诗集时,他们并非重点。但高启的诗,选明诗时如果漏选的话,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高启的这首《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江湖夜雨也是很小的时候就看过,当时对于明诗的印象,最为突出的就是这一首了: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这是一首古风体的诗,笔力雄荡,英姿勃发,很有太白之风。尤其开头这四句“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更是写得激扬豪放,酣畅恣肆。自李白之后,能道出这等句子的人实不多见。

  元朝末年,张士诚、方国珍、朱元璋等群雄角逐之际,高启隐居在吴淞青丘浦大树村(即现在的苏州胜浦镇青秋浦),自号为“青丘子”。在这里,他娶了一个姓周的姑娘,还写了一首《青丘子歌》:青丘子,而清,本是五云之仙卿。

  我们看这歌,磅礴跌宕、神韵飞扬,实在深得李太白诗中风韵,和太白的《襄阳歌》《庐山谣》相比,也不逊色多少。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启和李白一样,也十分自傲。上来就说自己“本是五云之仙卿,何年降谪在”,和李白那句“青莲谪,酒肆藏名三十春”是如出一辙的。然后说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去当官,也不肯花言巧语地游说于贵人之前(“掉舌下七十城”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舌,下齐七十余城),而是自顾自地觅诗闲吟,田间农夫见了嗤笑,他也不理不顾。

  接着从“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开始,用了一大段来形容自己苦吟中的状态,早晨吟诗能忘掉腹中饥饿,晚上吟诗能散掉心中不平,诗人忘情地投入,仿佛喝醉了酒一般,头发也不梳,家事也不管,小儿哭也无心照顾,客人来了也忘了迎接。他不担忧像颜回那样贫困,也不羡慕猗顿那样的巨富,不因为穿着粗布衣服而羞惭,也不羡慕华美的衣冠。

  诗人完全沉浸在这样一种创作状态中,在这种状态里,诗游八极,细微处如破虱虫,宏大处如屠长鲸,如探月窟,如见万怪。种种难以言说的滋味,只有自己知晓。当真是“妙意俄同会,佳景每与江山争”。

  最后诗人说自己做的诗惊天地、泣,鸟兽骇、山岳崩,结果天帝恼怒,又派人将他接回了天上。收尾时,一样的豪迈健举,不乏英爽之气。其中“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万怪呈”,“江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等句,我觉得都是自李白、李贺之后,难得一见的好句子。

  然而,高启虽有太白之气度,有太白之雄才,可惜他却没有生在大唐时代。在唐代,虽然李太白的狂傲一样不为世所容,但唐明皇对他的处理只是“赐金放还”而已,至于后来,李白投永王搞“”,闹腾得也实在过分,流放夜郎也算不得多,何况不久就遇赦而归了,太白还是可以落得善终。

  而高启遇上的却是的明太祖,于是,三十八岁的高启被剁成了八截,一代才子的鲜血洒在街头。从此,整个大明朝的士子们,心头也染上了可怖的血色,时刻都战战兢兢。

  直接的导火索是这样的。明洪武六年(1373年),苏州知府魏观疏浚河道后,见旧衙门破烂不堪,又重建了官衙。苏州原来是张士诚的地盘,当时的遗址尚在,也许是想利用一下的地基,于是新官衙就建在这里了。这下子可就惹祸了,御史张度奏说他通河修衙的行为是“兴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意思是说他想继承张士诚的遗志。

  而高启和魏观交情不错,曾为魏观撰写了《郡治上梁文》,什么叫“上梁文”?旧时盖房子,到了上梁阶段,基本上就快完成了,于是就要有个“典礼”庆贺一下。隆重一点的要备香烛纸马,奉上猪牛羊三牲,还要一篇《上梁文》。现在农村中盖房子,有些地方还有上梁时要放鞭炮,用酒肉款待建房工人的习俗。

  本来这《上梁文》就是一篇应景文字,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但老朱不这样看,他找出其中有“龙盘虎踞”之句,以此发难,魏观被斩首,高启被腰斩于南京,大卸八块。王彝等众多文化名人也被诛杀。这就是明史上的“魏观案”。

  说来高启所写的《上梁文》其实并没有多少“叛逆”的意思,远不如王勃的那个《檄英王鸡》的文章更具“危害性”。有人就猜测,朱元璋杀高启并非是这一个原因。清人徐轨认为,是高启的《题宫女图》这首诗惹恼了朱元璋:“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读了些古诗的人看了都会说,这不是一般的宫怨诗吗?唐人王建宫词百首里这样味道的海了去了,无非是宫人寂寞之情嘛。但重八哥的思维不可以来猜度,御史张尚礼曾写了首《宫怨》诗,说:“庭院深深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这明显是模仿唐诗“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而来,重八哥却大怒,我宫里的事你小子瞎琢磨个什么劲儿?遂“以其能摹图宫阃心事”而下蚕室死——即将张尚礼阉后处死。佥事陈养浩曾写了一首诗说“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觉得他这首诗不去明朝开国之际的大好形势,却哭哭啼啼地面,于是“以其伤时,投之于水”——派人将他扔到水里淹死。

  其实老朱曾一度很欣赏高启来着,前面说过高启在江南群雄角逐之际,曾隐居在吴淞江北的青丘浦,住在岳父周仲达家里。明洪武二年(1369年),高启到南京修《元史》,当上了翰林院国史编修官。修史完毕,又给功臣子弟当老师。有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召见了高启,和他谈了次话,当时朱很高兴,当场就任命他为户部右侍郎。但高启却推辞了,不想当,理由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说自己年轻,没经验,不好当这样大的官。其实高启是朱元璋喜怒无常的性格。洪武年间,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事例,还有下面这一行行触目惊心的名单: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内有“作则垂宪”句,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长寿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内有“仪则天下”句,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内有“建中作则”句,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句,诛;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内有“圣德作则”句,诛;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内有“遥瞻帝扉”句,诛;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内有“取法象魏”句,诛;台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官赐宴笺》,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内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诛;……

  我们看,这些分明都是好话啊,哪有什么反逆之意?原来,重八哥做过,又当过,有“则”(贼)、“法”(发),“道”(盗)等字样的统统不行,有人说那“遥瞻帝扉”这句没问题啊?不然,“帝扉”=“帝非”,也得杀!

  天啊,这真让人提起笔来就哆嗦,于是臣子们也吓怕了,乞求重八哥把词列出来,制定一个表式,大家按这个写好了。有了这个办法后,因写错字掉脑袋的才少了点。

  我们看在这样的情况下,以高启那种近于太白的不羁个性,能受得了吗?所以他不但不愿意当这个中央级的,反而要求回乡去。其实高启在编史书时,就怀念起自己的家乡了,他有一首诗叫《夜闻雨声忆故园花》:“帝城春雨送春残,雨夜愁听客枕寒。莫入乡园使花落,一枝留待我归看。”思乡之情殷殷可见。

  前面说过,高启在青丘浦娶了位姓周的姑娘,历史资料中对于这段感情没有多少记载,但高启集中这首《答内寄》中,却记下了他们的款款深情:落月入晓闺,相思不须啼。我非秋胡子,君岂苏秦妻。

  从诗中可以看出,这周氏女子也是位畅晓文墨的才女,她寄了诗给高启,故云“风从故乡来,吹诗达京县。读之见君心,宁徒见君面”。高启心中,向她表明心意,自己并非如“秋胡子”那样随处轻薄的男人(用秋胡戏妻典故),而其妻也并非像苏秦老婆那样一味贪慕名利的人。

  如今两地分居,高启的思念之情已如春草一样拔之不绝,流水一样割之难断,他的心早飞回青丘浦,飞回他妻子身边了。

  然而,在老朱那双带血丝的三角眼中看来,高启此举却是不识抬举,分明是想和自己做对。朱元璋为人阴狠,虽当时未发作,却暗暗记下了这笔账。

  如果是两汉唐宋之世,文人不仕,多半并不责怪,甚至还会温慰有加,本人也会落下一个清名,如严子陵、陶弘景之类的。但老朱不这样看,你不为我服务,就是叛逆!

  明洪武初年,“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仕”,朱元璋毫不留情,统统满门抄斩。后来甚至在《大诰三编》中特设了“不合作罪”——“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科”: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

  曾有个叫明浚的写了一句叫“金盘苏合来殊域”的诗而遭祸,朱元璋说“殊”字拆开是“歹朱”。从以上的事例来看,叫他是“歹朱”一点也不。高启恐怕也远没有料想到“歹朱”会“歹”到他逃回家乡后还不的地步。

  也许高启就此隐姓埋名,不再抛头露面,“歹朱”或许会放他一马,但他文人癖好不改,魏观请他写《上梁文》,他认为可能并不算什么,于是欣然挥笔。但朱元璋看到后,却会想,我让你当大官你不当,怎么一个小小的魏观请你写东西,你又伸出头来了?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数罪并罚”,高启获刑比魏观还重,给斩成八截。

  高启死时,没有留下儿子。情深义重的妻子周氏冒险收藏了他的全部诗稿,临终时又珍而重之地传给她的侄子周立。直到三十年后的永乐元年,才得以刊行于世。

  高启的诗确实非常出色,在明朝诗人中称得上是独占鳌头。我们看负责编纂《四库全书》的纪袋(纪昀)是怎么评价的: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反之于古,启实为有力。

  的确如此,江湖夜雨有次在网上和几个女生谈诗,她们一开始都明诗,说明诗一看就不如唐诗,结果江湖夜雨摘了高启的几首诗让她们猜,她们却一口咬定是唐诗。

  我们用事实说话,举几个例子,先看这样一首:【门有车马客行】门有车马客,乃是故乡士。昔别各壮颜,今见不相似。

  这里说在异乡遇到一个老乡,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问了一下故土的情景,忍不住唏嘘不已。感慨沧桑这种题材不见得多新颖,但此诗的风格确实太像汉魏六朝诗了,放在汉诗集中,几可乱真。

  常言道“古人诚不我欺”。纪袋也是有身份的人,不会随口“乱打广告”的,这“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确实是有根有据的。

  高启虽然只活了短短的三十八岁,但却留下了一千多首诗。比李白存诗的数量还要多。这些诗在此处不可能一一点评,但是江湖夜雨喜欢诗词的朋友不妨去看看,高启的诗确实不错,不要因为是“明诗”,就被打入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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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很像中唐大历十才子们的味道。从艺术上来讲,也常出色。“客中得酒衔悲喜,乱后逢人说死生”,惶惶不安的逃乱生涯中,突然有故人留宿并置酒款待,端起酒杯,怎能不悲喜交集?而乱后见到朋友,所说的无非是谁活下来了,谁遇难了之类的事情,这“悲喜”“死生”对得极绝,不但字面上工整巧妙,诗意上也是恰当自然,确实称得上好对。

  写七律诗,中间觅得上佳的对句不易,但好的结束更难,此诗收尾也意味深长:“正怜此地无惊扰,归梦如何又入城。”好容易从城中逃出来,找到个安全的地方,但梦里怎么却又回到了城中?但这正是自然之情的流露,心中当然会惦记着自己的家啊!这正是众人“心头有,口头无”的妙句,似无理,却最有理。

  缺月疏桐,孤灯暗影,绕床饥鼠,寒虫凄切,这些虽然都是前人诗词中常见的意象,但高启这首诗中却融合在一起,不露痕迹,合情合景。“河汉三更望,江湖两地居”一联,气势广阔,窃以为可和老杜的“鸿雁几时过,江湖秋水多”媲美。明人诗中,少见这等雄健句子。

  七绝我们来看首比较别致的回文诗吧:【回文】风帘一烛对残花,薄雾寒笼翠袖纱。空院别愁惊破梦,东阑井树夜啼鸦。

  回文诗这种体裁,写得好并不容易,一般来说,能写回文诗的人,都常聪明的才子。比如苏轼,就是写回文诗的好手。高启这首诗无论正读倒读都非常流畅,诗意也清婉端丽,在回文诗中算得上是佳品。不过好像历来提及回文诗时却很少说这一首,所以这里特地挑出来,以免埋没。

  五绝由于字数奇短,写得好也是难得,而这一首《扇上竹枝》则在短短的二十字?留下余韵袅袅:寒梢虽数叶,高节傲霜风。

  这里说一把团扇上画的竹叶,虽然只有清清寥寥的几枝,却同样高节傲霜。诗中暗用班婕妤的团扇典故,很是耐人咀嚼,颇有滋味。

  当然,我们万万不可漏掉高启《梅花九首》中这一首非常出色的诗: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高启非常喜欢梅花,他曾说:“雪晴家家扣门去,不见梅花应不休。”而梅花凋落之时,他说:“野人不省爱梅好,弃在荒篱荆棘边。细雨东风欲零落,我来相见一潸然。”这首诗,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雪满山中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一联,写得当真是妙不可言。

  《红楼梦》中的判词“山中晶莹雪,世外仙姝寂寞林”之句,大概就是化用了高启这一联。依我看,如果纯从艺术上说的话,《红楼梦》中的判词比之原句,意味大减,什么“世外仙姝”啦,“寂寞”啦,直白无味,远不如高启原诗更蕴籍优雅。有人说高启这一联中用了汉代袁安高卧的故事以及隋朝赵师雄夜醉时遇梅花仙子的传奇。我觉得,不可如此呆看,雪满山中的,明月林下的美人,都看做比喻梅花即是,如非要找来典故“印证”,不免有胶柱鼓瑟之嫌。好诗用典,妙在似是之间。

  据说1961年11月6日,一天内给秘书田家英连写了三封信。早晨6时,请田家英替他找宋人林逋的诗文集。8时半,又写道:“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写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不久,再写信说:“又记起来了,是否清人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原诗为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田家英很快查明该诗为明朝高启写的《梅花》九首之一,又找出该诗的后四句。随后,用草体书写了全诗,并在右起处大大地写上“高启”二字,还注明:“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高启,确实是明代诗人中最出色的才子,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相当高的。有人说:“季迪之诗,隽逸而清丽,如秋空飞隼,盘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渠,不假雕饰,然尘外。”又有人评道:“其体制雅醇,则冠裳委蛇,佩玉而长裾也。其思致清远,则秋空素鹤,回翔欲下,而轻云霁月之连娟也。其文采缛丽,如春花翘英,蜀锦新濯。其才气俊逸,如泰华秋隼之孤骞,昆仑八骏追风蹑电而驰也。”李东阳也道:“国初称高、杨、张、徐(即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的并称),高才力声调过三人远甚,百余年来,亦未见卓然有过之者。”

  细读高启的那些好诗,我觉得以上这些看似夸张的评价其实一点也不过分。只可惜,我时常感觉到高启的这些锦篇华章里,还着当年十字长街的那一滩滩血污,读来令人扼腕长叹,不能自已。

  这是同为吴中四杰的张羽,在他集中留下的诗句。“赖有声名消不得,汉家乐府盛唐诗”。是的,锋利的怎么也斩不断的,是高启的千古诗名。

  说起神童型的才子,在大明朝中最为出众的就当属解缙了。和众多神童类的才子一样,有关解缙的传说故事那是相当的多。

  据说有一次,告老还乡的李尚书不信小小年纪的解缙有什么本领,他宴请宾客时,也派人叫解缙前来,但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乃是有心当众奚落他。

  解缙来到李府,只见大门紧闭,门口的家人说主人吩咐他只能从小门进入,解缙知道这是李尚书的第一个难题,于是双方争执不下。这时,“幕后导演”李尚书走出来大声说:“小子无才嫌地狭。”解缙毫不示弱,当即答:“大鹏展翅恨天低。”李尚书听了一惊,很是,于是命人打开中门相迎。

  刚入席,一宾客便嘲笑解缙母亲在家做豆腐,父亲挑上街叫卖,家境贫寒,他充满挑衅意味地说:“听说才子能出口成对,今日请以尊父母的职业为题如何?”解缙听了,明白来者不善,但他却笑着吟道:“肩挑日月上街卖,手把日夜磨。”众人听了,无不拍案叫绝。出题那人自己却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尴尬得很。

  另一宾客见解缙身穿绿袄,便出一上联讥讽他说:“井里穿绿袄。”解缙见那人身穿红袄,灵机一动说出下联:“锅中螃蟹着红袍。”众笑,这位宾客面红过耳。

  另一个故事是说,解缙家对门是曹尚书家的后园,那里种满了茂密的竹子。于是解缙便在自家的门上贴了一幅对联:“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这曹尚书是个小心眼的人,见了大为不悦,想我家的竹园景色咋能让他借用呢?于是,他命人将竹子砍去一截,让园外的人隔着墙看不到。哪知解缙见了,就在对联下面各添一字:“门对千竿竹短,家藏万卷书长。”曹尚书更加生气,马上命人把竹子全部砍光。解缙见后又在对联下面各加一字:“门对千竿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气得曹尚书七窍生烟,差点没脑溢血。

  其实,这些都是民间传说而已,解缙自幼聪颖不假,但人家却不是“贫下中农”出身。解缙的高祖(爷爷的爷爷)名解昭子,南宋咸淳年间入太学,被誉为“江右八龙”之一;曾祖父解应辰,元朝延祐年间,做过永丰县主簿;祖父解子元,是元朝至正五年的进士,做过安福州的判官;父亲解开,元朝末年国子监生,明灭元后,朱元璋曾有意安排他当官,被他推辞。解缙的母亲当然也不是磨豆腐的,他母亲高妙莹,也是大家闺秀,通达经史子集,善小楷、晓音律。也许正是这样“强强联合”的优秀基因,才生出解缙这样的神童吧。

  所以,解缙家未必是大富大贵,但肯定是“地主”“富农”这样阶层的人物。古时人很看重门第家世,解缙如果能看到后人编的这些故事,肯定大为不悦: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家才是卖豆腐的呢!

  不过,解缙从小就聪明过人却是事实。明人笔记如《列朝诗集》中也这样记载:据说他五岁时“族祖”抱他到腿上,逗他道:“小儿何所爱?”没想到小解缙应了这样四句诗:“小儿何所爱?夜梦笔生花;花根在何处?丹府是吾家。”祖父当然惊喜不已。

  据说李鸿章曾说过,一人如果连官也不会做,那真是太笨了。确实,在很多情况下,做官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不过,事无绝对,也要看在什么时候,什么朝代。

  其实古时做官也是有好多“高风险期”的,如“烧烤时代”——大周朝圣神武则天时期,铜匦盛行,不小心就会被周兴等拿去做“烧烤”;“皮草时尚”——大明朝太祖朱重八大兴瓜蔓抄、铲头会,说不准就能尝尝被剥皮揎草的滋味。

  解缙做官的时期,正值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个出名的。难得的是,解缙却一度在风口浪尖上得意扬帆。解缙的神童可不是白叫的,他二十岁时就高举进士。说来奇怪,一向对文人有的朱元璋,对解缙却有祖父对孙儿般的慈爱,也许是当时已六十岁的朱元璋见他年纪幼小,心地单纯,所以对他的话倒能听得进去。

  朱元璋让他放言天下大事,并说:“朕与你义则君臣,恩犹父子,你应当知无不言。”解缙年幼心直,当下就写了一封万言奏书,其中有些话非常尖刻,比如这样几句: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

  其实这等于是在说朱元璋喜怒无常,赏罚无度——不,说错了,是滥罚无度!老朱从来只是挑毛病,从来没赏过人,所以解缙说“未闻褒一”,其中“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说得最为厉害,将老朱的情性揭露无遗。通过高启的故事,大家也都了解老朱的德性,实在令人替解缙捏着一把汗。

  说来也怪,可能老朱一来知道解缙是名天真质朴的小青年,二来可能年纪稍老,也杀得腻了,也正想一下。他出人意料地不怒反喜,命人把解缙这个奏折当“模范作文”一样在朝堂上,在群臣惊疑的眼中,解缙一下子出尽了风头。

  然而,解缙年纪轻轻就这样被器重,朝中大臣多有不服。另外,解缙年少得意,多少也有些轻狂傲物之举。民间故事中,什么这尚书那尚书的故事,想来也不尽是捕风捉影。“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个曾被毛引用过的对联,据说就是解缙在朝堂上某位大臣时说的。

  所以,朱元璋也听到了不少有关解缙的谗言,尤其是得知解缙为人,替朱元璋亲手造成的一大冤案——李善长案时,朱元璋终于开始讨厌解缙了。不过朱元璋这次还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

  朱元璋像现在某学校学生一样,把解缙的父亲叫来说,解缙这孩子,还缺乏,你带他回家,让他好好读十年书,十年后再来,必委以大任。这个处理方式,相比起腰斩、剥皮之类来,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解缙父亲赶快“谢主隆恩”,把解缙领回老家。

  然而,老朱根本没有再活十年,就死了。解缙官瘾极大,于是马上回到朝中,谋求。但这时候忌恨解缙的那些人又纷纷跳出来解缙,说什么十年期未满,解缙是不遵先帝之旨,可谓“不忠”;又说解缙母丧未葬,父年九十,这种情况下出来当官是大大的不孝。于是“不忠不孝”的解缙被贬谪到甘肃临夏北部的河州卫。

  解缙独自登上河州城的镇边楼,望着荒凉的西北莽原,心中也是充满凄凉,他写诗道:“陇树秦云万里秋,思亲独上镇边楼。几年不见南来雁,真个河州天尽头。”

  这时的解缙才初尝上受挫的滋味,其实我觉得解缙如果就此沉沦宦海,一蹶不振,可能倒会像终生郁郁不得志的孟、李商隐等诸多才子一样,失意、诗坛得意,留下更多的好诗。然而,解缙解大绅这名字里就透着官运,他的生涯中最辉煌的片段还在后面呢。

  解缙想办法求人说情,在河州呆了一年后,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得以还京。不过建文帝并未给予重用,只是让他当了个九品芝麻官——九品翰林院待诏。

  不久,解缙却在“靖难之役”中抓住了机遇。之中,“装错兜、睡错床”倒并不打紧,要命是“站错队”!而解缙这一次却十分机灵地在第一时间站到了朱棣这一边。

  朱棣攻陷南京城时,解缙就率先迎附。而当时反对朱棣的文人旧臣是相当多的。当朱棣要名士方孝孺草拟《登极诏》时,方就怒骂不从,宁愿被凌迟处死,“十族”被诛,也不肯替朱棣起草那份《登极诏》。

  朱棣望着方家男女老少,亲故师友八百多人溅洒的鲜血,得意之际,却也难免有些尴尬。于是他又请宋濂的学生楼琏来写,楼琏怕家人妻小,不敢和朱棣硬来,当面倒是应承下来,但回到家自己就先上吊死了。

  这时候的朱棣非常下不来台,虽然写诏书这事,不像打仗那样重要,历来是“枪杆子里出”嘛,但大明的登基诏书怎么也得找个有声望的人吧,难道竟找个村里混饭的老学?随便写写糊弄过去?

  有道是“救场如救火”,解缙这个一度也极富声名的神童才子,及时跳出来“救场”,朱棣自然对他大为嘉许。历史上,有不少人都对方孝孺赞美有加,他为了不起草《登极诏》,付出了全家及门生亲故八百九十活生生的人命!而主动要求起草《登极诏》的解缙,是不是就是跳梁、投机呢?

  从解缙一生的作为来看,他也不像大奸大恶,所以人们诉说方孝孺的故事时,常常说到方家全族就出“片尾字幕”了,对解缙接下《登极诏》这个“桥段”有意讳言。

  解缙遇到朱棣,从此坐上中的“高速电梯”,他的不断飙升,更难得的是对他的宠爱简直是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宫中的敕文诏书自然是由解缙起草,但解缙的作用绝非一个简单的“打字员”。很多军国大事,朱棣都和解缙商量,听一下他的意见。朱棣有时与解缙商议朝中大事直到深夜,朱棣在寝殿歇息了,还赐座给解缙,让他在一旁“论思献纳”。

  后来,解缙编修《太祖实录》,将朱棣的形象塑造得十分完美高大,将原书中的“负面报道”统统。同时又替徐皇后编修了一本《列女传》。然而,这些还都算是“热身运动”,真正伟大的事业在后面——编纂《永乐大典》。

  我们用统计数字展现一下这部辉煌巨典的神采:书中保存了从先秦到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八千余种,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字。当然,在现在拥有海量存储器的时代,三亿七千万字算得了什么,1GB的小U盘就装得下。但是,在几百年前的明朝,那可是全部要手工操作,一笔一画,工笔正楷地。而统筹、校对、归类这样的工作也是相当的繁复浩大,对主编人的学识要求常高的。

  当时的解缙称得上是荣宠无限,解缙集中有两首诗,可以体现出他当年春风得意,深为倚重的情形。

  据冯梦龙的《古今笑史》中说,解缙曾去探访驸马,恰巧驸马不在家。公主久闻解学士大名,想一睹风采,便隔帘叫人留解缙用茶。解缙索笔题诗道:“锦衣公子未还家,红粉佳人叫赐茶。内院深沉人不见,隔帘闲却一团花。”

  这首诗中颇有调笑的意味,这要是碰上汉唐那时候的公主,指不定就春心萌动,和解缙演绎出一场情感大戏。但明朝的公主受礼教影响极深,看了这首诗后却心中羞怒,跑去奏报她父皇朱棣。朱棣看了,居然不怒反笑道:“此等风流学士,见怪他做什么?”

  然而,几年过去后,朱棣却把解缙逮下了诏狱。这诏狱由锦衣卫控制,好似一座活。然而,在解缙挨过了五年后,朱棣见到囚籍上解缙的名字时,却一脸不高兴地说:“解缙怎么还活着啊?”

  明代文徵明有一首《满江红》,说宋高赵构对岳飞是:“念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朱棣更是如此。古人常以夫妇喻君臣,倒也不错,有道是“至亲至疏夫妻”,君臣之间的情意也是说变就变,热能热到沸腾,冷能冷到冰点。

  问题还是出在皇嗣继承的问题上,解缙力主立朱高炽(后来的明仁)为太子,而朱棣对另一个儿子汉王朱高煦极为宠爱,解缙从考虑,力劝朱棣不要因为偏爱汉王而废掉太子。

  朱棣虽然了解缙的意见,但朱高煦自然对解缙。朱高煦不好直接将矛头对准太子,那样容易自己,效果也不见得好。于是就大缙的,朱棣听得多了,也觉得解缙是在离间他的骨肉,更怀疑解缙早早地就投靠了太子,成为太子。

  有人觉得,太子不是的亲生儿子吗?投靠太子和对自己忠心,不是一回事吗?其实大谬不然。人物对于的迷恋,那是超越一切的。武则天为什么能下手杀掉两个亲生骨肉?汉武帝、唐玄这样堪称英武的为什么也都杀过自己的亲生儿子?关键就是“”二字。同样,身为儿子的一旦有权,同样会逼老爹退位,看看唐太、唐肃是怎么对付他们老爹的就知道了。

  于是解缙就先被降谪为广西布政司,其实等于把他撵出京城。解缙自然老大不高兴,但旧时派的活儿,不去干也是“违法”的。所以这时候礼部尚书李至刚又在他身后捅了一刀子——说他“心怀怨望”,朱棣一听,又把解缙改迁到交趾(现在的越南)当布政司参议。

  解缙这个官其实是个闲职,有他不多,没他不少。解缙也明白,于是也不着急,干脆一游山玩水,“公费旅游”起来。从解缙留下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什么全州、兴安、灵川、桂林、阳朔、桂平、平乐、柳州、宁明、龙州、凭祥、梧州、苍梧、藤县、北流等地,他都游了个遍。而且每到一处都应景赋诗,共做了三十余首。其中《游七星岩》的诗稿手迹,至今还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内,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

  如果解缙甘心做个这样的闲职,终日吃吃喝喝,爬爬山、逛逛水,甚至有点“生活作风”问题也出不了什么大事。但解缙玩的瘾实在太大,明永乐八年,解缙借口有事要面奏,溜回京城。正好这时朱棣亲征蒙古,解缙没见着。没见着就没见着呗,他又悄悄去拜见了皇太子,这下可惹祸了!

  别看前面解缙挑逗了公主,朱棣都一笑了之,但“挑逗”太子却不能。加上汉王朱高煦趁机添油加醋,说解缙就是趁你不在,才和太子密谋不轨!

  我们前面说过,解缙曾十分明智地第一时间站到朱棣的阵营。但朱棣事后也肯定会想,解缙既然能见风使舵投奔我,他现在会不会也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于是转而投奔“点钟太阳”一般的太子呢?

  于是,朱棣。马上让锦衣卫将解缙拿下诏狱。并且还一大批人:“词连大理丞汤、人府经历高得抃\、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皆”。高得抃\、李贯、王汝玉、朱、萧引高等不久都死在狱中。

  史书中记下这样一行字:“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族徙辽东。”

  有不少书上这样说:“纪纲一贯,深为解缙。因此,他怕成祖赦免和启用解缙,便赶回狱中,假意置酒祝贺,将缙灌醉,于雪中而死。”不少人认为害死解缙的就是锦衣卫纪纲,说是纪纲利用朱棣这句模棱两可的“缙犹在耶”下了。像《明朝那些事儿》一书上也猜测说纪纲“一直以来就和解缙有矛盾”,然而,我并不这样看。回想朱棣当年就对降将平安说过“平保儿尚在耶?”平安马上就吓得。所以朱棣这句话,是明显传递了解缙的信息的。

  古书的记载往往粗略,我们想象,朱棣当时肯定是竖着眉毛,一副厌恶的表情说这句话的。朱棣将解缙一投入诏狱,就没打算让他再活,所以五年后,他见到解缙依然健在,才这样纪纲。

  前面说了,此案中和解缙一起被逮入诏狱的高得抃\、李贯、王汝玉、朱、萧引高等人很快就死掉了,而小个子的解缙却能五年,难道他有金刚不坏之身?这当然不是。所以,纪纲不但和解缙没仇,而且这五年间可能正是因为他“罩着”解缙,解缙才得以活这么久。

  纪纲此人,当然是个多端的大,但这并不代表他对任何人都。从他让解缙的死法,也可以感受到。锦衣卫们手里的花样多得是,如设?张铁床,将衣服押上去,不断往身上浇滚烫的开水,再趁热用铁刷子在烫过的身体上用力刷洗,一直刷到露出白骨后死去。锦衣卫的“诏狱”中还有个一平米的大铁盘,将放在,直到活活烧焦。

  而解缙的死法却是,饱饮饱餐了美酒佳肴后,在人事不知的情况下,埋入雪中冻死。相比以上的,纪纲应该说是格外照顾,格外了。如果纪纲真的和解缙有仇冤,还花钱置酒菜做什么?直接把解缙了不更省事?

  所以,害死解缙的绝不是纪纲,纪纲也是出于无奈;真正让他死的,正是当年那个声称“我则不可一日无解缙”的朱棣!

  此处,不禁想起唐代的白衣山人李泌。他和解缙一样都是神童,都是奉事三代的重要谋臣,李泌也曾竭力保全太子,两人的经历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李泌最后却是爵高位尊,富禄双全。相比之下,朱棣的刻薄寡恩,无遗。

  解缙虽然是个出了名的神童才子,但是他留下来的诗作却并不多。钱谦益的《列朝诗集》中对明诗的收集应该说是相当全了,但解缙的诗只收了十五首。以解缙的才华,不应该一生中只写了这么点诗。大概多半都散佚了。比如像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文物中,明人蔡羽书帖《临解缙诗》中就有十四首,都是《列朝诗集》中没有收的。可惜解缙一生尊荣,但死后的文集却无人保存,还不如高启有个情深意重的妻子,为他珍藏诗文。

  对于解缙的诗,有人评价极低,比如明末才子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说:“解缙诗皆口号,而当皆称其才名绝世,可谓贻笑也。不得其死所,宜哉!”这话说得太难听了,且不说解缙的诗绝对没有那样糟,就算解缙的诗是浪得虚名,也不该拍着巴掌,说解缙不得好死,是活该(“宜哉”)啊!这未免太过分了。

  此诗主旨为缅怀文天祥(文山)。所谓“上巳诗”,是文天祥所写,题为《上巳》的这样一首诗:“昔自长淮树去帆,今从燕蓟眺东南。泥沙一命九分九,风雨六年三月三。地下故人那可作,天涯游子竟何堪。便从饿死伤迟暮,面对西山已发惭。”

  从《题文山上巳诗》这个题目来看,大概是当时文天祥所写的诗帖尚在,解缙在题跋时所书。只可惜现在不知道是否尚存,如果哪位存有文天解缙两位名人所写的此书帖,一定价值不菲,不妨拿到《鉴宝》节目上炫耀一下。

  诗中有些句子相当不错,如“当时下笔眼如虎,日落天低哭”,“蓟门凄凄芳草色,柴市春深血同碧”,“忠义行,白日青天照遗墨”等等,都写得虎虎有生气。别看解缙个子矮小,也称得上是“虽长不满五尺,而心雄万丈”。

  可惜解缙的诗大多都看不到了,而且说句实在话,解缙的诗总体上的水平似乎也未达到超一流,和高启的诗比起来,略逊一筹。也许解缙把自己的主要都用在政坛争斗上了,假如解缙无心,不问政事,恐怕在文学上会有更大的成就。如果真让解缙重新活过的话,他会如何选择呢?

  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中曾说过,假如让柳元在中得意,那他的文学辞章一定没有现在这样好。如果让柳元实现他的愿望,一度官至将相,来换他文坛的地位,那到底是得是失呢?

  在《唐伯虎点秋香》的电影里,周星星扮的唐伯虎,手拿折扇,朗声这首《桃花庵歌》,不觉身子像氢气球般飘在半空,要不是有屋顶,恐怕就要飞到平流层去了。

  说起古时的风流才子,如果选形象代言人的话,不用海选,唐伯虎无疑就是得票最多的。正像包公就是,纣王就是,窦娥就是一样,唐伯虎早已成为风流才子的代号。众目中的唐伯虎,飘飘然、翩翩然,赏花赏月逍遥,九美齐拥,艳福齐天。

  按民间传说,唐伯虎曾在一个月中和九位美人先后结婚。那九位美人便是大娘子陆昭容,二娘子罗,三娘子九空,四娘子谢天香,五娘子马凤鸣,六娘子李传红,七娘子蒋月琴,八娘子陆昭容的侍女春桃。第九美,当然就是秋香。

  非也!让我们剥开影视剧以及小说中那些花里胡哨的外衣,看一下真实的唐伯虎。真实的唐伯虎,同样是个命运多舛的才子,同样是个悲怆颓放的文人。

  “满腹有文难骂鬼,措身无地反忧天”的那个狂生,“亲知散去绨袍冷,风雪欺贫瓦罐冰”的那个寒士,才是真实的唐伯虎!

  如今有多少人知道,桃花庵里,唐伯虎虽也曾浮白月下,但却是“无限伤心多少泪,朝来枕上眼应枯”?

  唐伯虎(1470~1523年),本名唐寅,为什么叫唐寅呢?是因为唐伯虎的生辰八字甚是奇特,他生于明宪成化六年,那年是庚寅年,而他生的时辰又恰是寅月寅日寅时,故而取名唐寅。

  这个八字到底好不好,江湖夜雨不是算命先生,难以知晓。不过从唐伯虎一生的来看,却并非上上大吉的运道。有人甚至说,唐伯虎就是唐白虎,白虎是要克人的,所以唐伯虎克死了父母妻妹,一生霉运当头。

  据考证,唐伯虎先祖在明英年间曾是兵部车驾主事,但在“土木堡之变”中战死,唐家于是分成几支,其中一支居住江南。唐伯虎的父亲叫唐广德,在苏州开酒店,做些小生意。

  唐家当时虽然富裕,但古时商人的地位比较低下,因此渴望家里出一位有的人,只有当官才叫光耀门楣。好在唐寅天资聪明,诗书过目不忘,唐家也肯花重金让他投名师学诗文绘画等诸般才艺。

  在当时,读书人要获得“最高学历”,需要通过这样四个:首先是县州级考试,称为“童试”,考过后就是秀才身份了;然后是省级考试,又叫“乡试”,考中者称举人;接下来就是国家级考试,称“会试”,考中者称贡士;贡士再经皇上亲自监考,即所谓的“殿试”,考中者为进士。

  唐伯虎初出茅庐,就卓尔不群,要知道,名为“童试”,却并非全是年轻轻的童子们应考,有些“锲而不舍”的老照样来参加。《墨余录》记道:“某年县试,有七旬老人入场作未冠题。轻薄子以诗嘲之曰:‘县试归来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楼梯。牵衣俯耳高声问,今朝童试是何题?’”

  所以,唐伯虎小小年纪就一举夺魁,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过了乡试,就是秀才身份了。可别小瞧这个秀才身份,一中秀才,就可免服,村里的小官也不能再对你呼来唤去,不高兴就踢两脚。县太爷也对秀才们高看几眼,因为这些人说不定哪天就能中了状元,当上比自己大得多的朝廷命官。

  于是,一时间唐伯虎的盛名传遍苏州,名噪江南。唐父也常高兴,紧接着又为唐伯虎操办了婚事,娶的是一位老秀才的女儿徐氏。

  有道是“大登科后小登科(新婚)”,此时的唐伯虎虽然并非是最终的金榜题名,但也算得上是春风得意。

  唐伯虎二十五岁时,其父唐广德一病身亡。大概是有瘟疫流行。在明代那个时候,任何一种传染性疾病都和我们现在的“”一样。不久他的母亲、妹妹、妻子徐氏都相继身亡!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这些唐伯虎最亲近的人,都匆匆离世。唐伯虎自小只知道一味闭门读书,是个书呆子,连他家附近的街巷都不认得。现在失去了这些亲人,这个世界仿佛孤零零地只剩下了唐伯虎自己。

  所以,在唐伯虎的诗文中,就一直带着感伤的色彩:“四更中酒半床病,三月伤春满镜愁”“百年蜗角战,酒杯三月风头灯”“好知青草骷髅冢,就是红楼掩面人”……

  唐伯虎一度相当颓废,他和好友张灵(此人也是位才子,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招仙图》,一看就不是俗人手笔。)一起纵酒狂歌。有一次天气暑热,唐伯虎居然和张灵两人脱了个精光,站在府学前的水池里,互相泼水为戏。

  如果是寻常村汉,这样做倒也罢了,唐伯虎和张灵都是秀才身份,这样公然在下“”,在正统人看来,常有辱斯文的。

  唐伯虎不懂生计,又胡闹了一段时间,家里也得穷了。据他自己说,就是:“芜秽日积,门户衰废,柴车索带,遂及褴褛”——家里家外,身边身上,到处穷兮兮脏兮兮的,快能混进丐帮了。

  于是朋友祝枝山来劝他继续走科举之。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的祝枝山滑稽无赖,一登场亮相就因赌钱赌得连裤子也要输掉,不得不让唐伯虎替他作画还债。而真实的祝枝山比唐伯虎大十岁,虽然也狂放不羁,但稳重成熟得多,并不像电影中那个样子。

  唐伯虎在朋友的鼓励下,雄心又起,博得,不但上慰先人,而且也在乡里扬眉吐气。金榜题名,那是过去每个读书人的最高梦想。唐伯虎有首《言志诗》,是这样写的:夜来欹枕细思量,独卧残灯漏转长。

  2004年时,是江湖夜雨一度非常失落的时光,当时常吟诵此诗,感触良多。此时的唐伯虎已经快三十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到了这个年龄如果依然没有人眼中所谓的“成就”,心理上的压力也是相当大的。

  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秋闱,唐伯虎在南京高中乡试第一名,唐解元(乡试第一称解元)这个名号成为他一生的骄傲。唐伯虎后来的印章中赫然刻有“南京解元”的字样,而后人所传“江南第一风流才子”那枚印章其实是假的。可见唐伯虎的心中,最看重的还是解元这个名号。

  一试即中,而且都是高中头名,唐伯虎对夺取最终的会试胜利自信满满,蟾宫折桂,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这年的冬天,喜气洋洋的唐解元乘舟北上,那猛烈的北风吹着张满风帆的快船,唐解元的前程似乎也是同样顺风满帆。

  乡试的主考官梁储对唐伯虎十分喜爱,以为是自己平生的奇遇,当即把他收为门生。而主持会试的则是梁储的好友程敏政。梁储命人抄了唐伯虎的文章,带到,四处夸赞,程敏政也表示赞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金榜题名似乎已经是煮熟了的鸭子。

  怎么回事呢?原来唐伯虎赶考的船上,有一位叫徐经的举人与他同行。这徐经是徐霞客的高祖,家财万贯,出手甚是阔绰。一上喝酒住店,都是徐经买单,唐伯虎为人诚挚,就将他视为知己好友。

  哪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徐经心中自有算盘。徐经自知本事不济,十有会榜上无名。于是“为媒钱铺”,从程敏政处偷得试题。虽有试题,但依自己那水平,也不会写啊?于是就请唐伯虎,科举时代,考生临考前做些模拟试题乃是常事,唐伯虎吃了人家这样久,当然毫不推辞地欣然命笔。

  然而,试题泄露之事,后来为人举报。科举中舞弊,在旧时是相当严重的事情,甚至比现在高考舞弊的处罚要严厉得多。清代甚至有不少人为此掉脑袋的。

  于是唐伯虎和徐经都被抓入天牢之中,审清原委后,程敏政因失题罢职;徐经革去,废为庶人;唐伯虎发落最轻,但也贬为浙江小吏。

  唐伯虎是斯斯文文的读书人,这段之灾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他后来在《与文徵明书》中说:“墙高基下,遂为祸的,侧目在旁,而仆不知,从容晏笑,已在……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泗横集。”

  像唐伯虎这样的,当时还是书呆子一个,不懂得人情的诡谲,所以茫然中就被祸。在狱中,唐伯虎被上了枷,的将他头按在地上羞辱,他泪流满面,无可奈何。

  要不是出了这档子事,唐伯虎早已是金榜高中的状元郎,披红挂彩,跨马,人人称羡。而如今却由“高考状元”一下子沦为“刑满人员”,这个打击对唐伯虎来说,实在太大了!

  然而,唐伯虎所遭受的羞辱,并没有到此为止。当唐伯虎一身狼狈地从京城回到苏州时,他好多“朋友”的脸全变了——“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

  这些唐伯虎原来的“朋友”未必都是什么高风亮节的,关键是现在“踩”唐伯虎一脚,能突出自己的“节操”,表明自己和唐伯虎“了界限”。另一个原因就是,唐伯虎既然成为“刑满人员”,他的之就此断送了,他永远就是个穷书生了,当不了官,得不了势,这个人在他的关系网中就没有什么用了!

  此理古今亦然,现在不少人交友时,也是不屑理那些“用不着”的人,没有前途的人,即便是老同学、老同事也换副相待。

  而更让唐伯虎的是家里人对他的态度!唐伯虎的原配妻子徐氏已去世,续娶的何氏是位十分势利的女人。她嫁了唐伯虎后,心中打的小算盘就是像股市中捉黑马股一样,趁唐伯虎还没发达时“逢低介入”,认为唐伯虎的“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高中状元)只是时间问题,哪知道唐伯虎居然落到“停牌退市”的地步,于是她恼恨之下,对唐伯虎,不久就离开,后别嫁他人。

  唐伯虎回到家中的情景是:“眉目改观,愧色满面。衣焦不可伸,履缺不可纳。僮奴据案,夫妻反目。旧有狞狗,当户而噬……”

  不但自己灰头土脸,衣衫褴褛,形同乞儿,更让他的是,家中的僮仆也不拿他当主人了,大模大样地在桌子后面一坐,对待唐伯虎倒像对待下人,妻子也反目成仇离他而去,就连家里的一条凶狗,居然也对着唐伯虎狂吠不已。

  “戏儿棚上人”,说得十分沉痛。在之中,舞台上,唐伯虎已是个“”之人,台上再也没有他的角色了。当时的唐伯虎一度郁闷得想,他把自己比做枯木朽株,说“譬储梧枝旅霜,苟延奚为?”

  然而,唐伯虎毕竟从痛苦中挣扎出来了。他说:“窃窥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丧;孙子失足,爰著兵法;马迁腐戮,《史记》百篇;贾生流放,文词卓落。”

  他用古时名人如墨子、孙膑、司马迁、贾谊等人的坎坷经历自勉,唐伯虎决心用他的笔写下去,画下去,他慨然道:“岁月不久,人命飞霜,何能自戮尘中,屈身低眉,以窃衣食!”

  虽然不可再得,但唐伯虎却下定决心,不能白在走一遭,要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过唐伯虎这样一个人——“使后世亦知有唐生者”!

  唐伯虎郁闷之下,先是出游了一段时间,游历了庐山、衡山、天台山和武夷山等处。在清幽的山水之间,唐伯虎的愁闷渐渐淡去,他写诗道:“塞翁得失浑无累,胸次悠然觉静虚。”对名利得失一时或忘。

  山水虽好,不是久居之家,几年后,唐伯虎还是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此时,弟弟已和他分家。唐伯虎不懂生计经营之道,又身无长物,一贫如洗,只好开始卖画。

  唐伯虎曾学画于周臣和沈周,对于山水、花鸟、仕女等题材无一不精。其中仕女画最为生动妩媚,像现在流传的《孟蜀宫妓图》《秋风纨扇图》《芭蕉仕女图》等等,都是我国古代人物画中的精品。

  当时的苏州,是江南第一花团锦簇之地,唐伯虎自己有诗道:“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生动地描绘了苏州当年繁荣昌盛的情景。当时的不少商贾还是挺喜欢收藏书画的,唐伯虎的画销相当不错,一时间收入颇丰。

  因此,唐伯虎颇为地说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钱!”

  明人项元汴《蕉窗杂录》中记道,有次唐伯虎见到几个半瓶醋的读书人在山上装模作样地吟诗饮酒,似乎颇为风雅,就有心捉弄他们一下。于是他扮成叫花子模样上前说:“我叫花子也会写诗,让我写一首。”

  喝得半醉的那些读书人,为了看笑话,就笑着应允了。于是唐伯虎取过纸笔,写了“一上”两字,读书人在旁只顾哄笑。接着唐伯虎又写了两字,大家一看,还是“一上”,不禁认为这个叫花子可能就认得这两个笔画简单的字。等看到唐伯虎接着写了“又一上”三个字后,读书人有些不耐烦了,就想赶他走。

  唐伯虎说:“我要喝过酒,才会写诗,把酒给我喝一壶。”那些:“酒可以给你喝,但如果写不出诗,就重重打你!”

  唐伯虎拿过酒壶,一饮而尽,在纸上另起一行,又写了“一上”两字,众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哪知笑声刚落,唐伯虎落笔如风,续成了这样一首诗: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直到高山上。

  所以说,传奇小说和影视中,唐伯虎扮家僮、扮小姐等故事还是有些事实根据的。唐伯虎似乎是个很有表演天赋,酷爱“演艺事业”的人,和《天龙八部》中喜欢易容改装的阿朱倒是很有共同爱好。

  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程瞻庐的《唐祝文周四杰传》里,唐伯虎还有变装爱好。除了秋香外,他那八个老婆,从大娘子陆昭容以下,几乎都是他变装为美眉后,混进人家闺房中成就好事的。

  书中说唐伯虎看中了陆翰林的女儿昭容,便乔扮为一名青衣,取名四喜,混入闺楼,因此娶了陆昭容,还饶上一“赠品”——昭容的丫头春桃。

  后来他又扮了村姑,取名翠姑,走错了,在罗家墙门口哀哀哭泣。罗太太看他可怜,便把他留在府里,当时罗太太的女儿罗、外甥女谢天香同在闺中,唐伯虎就借着吟诗搭对又把这二位千金小姐迷上了,于是一个成了他的二娘子,一个成了四娘子。

  接下来还是故伎重施,扮做村姑翠姑混进尼庵,勾上了俏九空,让九空做了他的三娘子……像这些故事,应该是小说中的想象发挥。但依唐伯虎的性情,年轻时候偶尔变装为女子说不定也是有的。

  真实的唐伯虎虽难说能混进人家的闺房,但落魄才子和青楼女子似乎自古以来就同病相怜。有道是“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唐伯虎不免也常涉足于青楼妓馆。唐伯虎的画作中,有不少的春宫画,可能就是流连于青楼时所作。在这里,他也结识了不少聪慧可人的女子。

  不可否认,唐伯虎有风流佻荡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把“风流才子”的名号加在他头上的原故。比如他戏题朋友张灵的《半身美人图》时就说:天姿袅娜十分娇,可惜风流半节腰;却恨画工无见识,动人情处不曾描。

  唐伯虎青楼里的日子也算没有白混,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叫沈九娘的青楼女子,将她娶回家中,两人恩爱非常,后来生有一女。

  这段日子,唐伯虎过得倒还算是悠然。正如唐伯虎的《感怀》一诗中所说:不炼金丹不坐禅,饥来吃饭倦来眠。

  就在此时,突然平地一声雷,又传来了“好消息”。江西南昌的宁王朱宸濠,派人携重金登门,要聘请他去宁王府共事。唐伯虎自然喜出望外,当即就匆匆上。

  到了宁王府,宁王对他温勉有加,又赏赐他不少东西。其实宁王心中自有他的目的,当时正是一味胡闹的正德在位,这正德简直就是个“男版小燕子”,玩得宫中鸡飞狗跳不说,又到塞外四处胡闹,还自封为“威武大将军朱寿”。

  宁王见正德帝“望之不似人君”,又没有子嗣,于是就有了谋反,暗地里扩充军备,招纳人才。他听说唐伯虎是个有“前科”的高材生,于是就重金聘来,以为己用。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唐伯虎如果还是当年进京应试那个书呆子,恐怕还要一味混混沌沌的。但尝过一次之灾的滋味后,唐伯虎的性变高了。他察觉了宁王的真实目的后,不禁暗暗心惊,明白宁王日后必反,一旦不成,就会有诛灭九族之祸。但如果他挥袖离去,又不免遭了宁王的。

  这时,唐伯虎在“角色扮演”中练就的演技又发挥了作用,于是唐伯虎就装成一个疯癫的狂生,反正唐伯虎在家乡也早就有狂士之名。他每天大醉后,手舞足蹈,疯疯癫癫,惹得众人嘲笑。

  有一次宁王使者送东西到唐伯虎居处,只见唐伯虎一丝不挂,“三点全露”地坐着,一边喝酒,一边狂歌笑骂。宁王听了,心中厌恶,又想这段时间,只要问唐伯虎军国大事,唐伯虎就说不知,只谈书画诗词等风月闲事。

  宁王并非是玩乐的王爷,只要高俅一样的帮闲;也并非像汉代的梁王一样,邀来一大堆名士图个虚热闹。他心下恼恨:养这等狂生岂不是白浪费银子嘛!干脆就打发唐伯虎回家了。

  两年后,宁王正式起兵反叛,但只有四十三天,就被王阳明提兵平掉,宁王也被俘斩首。如果唐伯虎这次不机智,唐才子的脑袋不免也要挂在菜市口了。

  经过此番风波后,唐伯虎已是年近半百,昔日狂热地追求建功立业的“雄心”早已磨灭,取而代之的是一副随分安命、甘贫任贱的恬淡。

  唐伯虎从宁王府回到苏州后,大概为了更安全地,于是用多年来积攒的银子,在桃花坞这个地方购地筑屋,这就是他的“桃花庵”。

  唐伯虎原来在《姑苏八咏》中,就曾写过:“此中应有避秦者,何须远去寻天台”。所以这桃花庵的含义,绝非是唐伯虎自命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桃花运道旺得冒泡,才叫“桃花庵”来着。唐伯虎如此命名,应是本着“桃花源”之意,渴望此处是避世的幽僻之处。

  可作为旁证的,是唐伯虎晚年自号“六如”。哪“六如”?是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雾、如电。即金刚经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唐伯虎此时写了大量叹世认命的诗作,好多被广为流传,后来竟成了劝世喻人的格言诗,如《叹世》这三首:一富贵莫,不出反成羞。

  还有这《一年歌》和《一世歌》也是流传颇广,在纸扇、笔筒及多种工艺品上都常印着,但有时未标作者,好多人竟不知道是大才子唐伯虎写的。

  然而,此时的唐伯虎年纪已老,作画的数量远不如以前,靠作画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已是相当困难。他曾无比凄凉地说:“十朝风雨苦错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青衫白发老痴顽,笔砚生涯苦食艰;湖上水田人不要,谁来买我画中山”;“荒村风雨杂鸣鸡,燎釜朝厨愧老妻;谋写一枝新竹卖,市中笋价贱如泥”。

  然而,就算如此艰辛,唐伯虎依然安然以对,决不奔走豪门,腼颜乞求。他说:“抱膝腾腾一卷书,衣无重褚食无鱼,旁人笑我谋生拙,拙在谋生乐有余。”又说:“白板长扉红槿篱,比邻鹅鸭对妻儿;天然兴趣难摹写,三日无烟不觉饥。”

  唐伯虎集中有《扬州道上思念沈九娘》一诗:“相思两地望迢迢,清泪临门落布袍。杨柳晓烟情绪乱,梨花暮雨梦魂销。云笼楚馆虚金屋,凤入巫山奏玉箫。明日河桥重回首,月明千里故人遥。”可见他和沈九娘的感情常深厚的,如今沈九娘早早地离世,唐伯虎的心情越发愁痛不堪。

  《红楼梦》中林黛玉葬花的故事众人皆知,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首先有过“葬花”之举的是唐伯虎。唐伯虎在花落之时,常“大叫恸哭”,把落花“一一细拾,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作《落花诗》送之”。

  唐伯虎落花诗的墨迹,至今尚存。江湖夜雨当年在济南读大学时,花八角五买过一本文物出版社的影印本,名为《落花诗册》。很是喜欢他那种妩媚清丽的字体,和落花诗的诗意甚为相得。

  明嘉靖二年(1523年)秋天,唐伯虎应好友邀请去东山,见到一幅苏东坡留下的线;:“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唐伯虎看了,正好触动,大恸之下,回家后从此卧病不起。

  不多日,唐伯虎就带着满腔愁闷与世长辞。临终时,他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生在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

  从诗中可见,他并不怕死,于已无所留恋。正所谓“贫贱之人,一无所有,及临命终时,脱一厌字,如释重负”。

  是啊,给了唐伯虎不世出的俊才,却也给了他重重。似乎触手可及,却就在将要手时飞去;至亲的人们一个个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离开他,他对这个世界确实也没有什么依恋了!

  唐伯虎死后,好友祝允明为他撰写了墓志铭,王宠(书法家,其子娶唐伯虎女儿)书丹,反正当时的桃花庵已无人居住,于是就将他安葬在桃花庵内,后来才又移葬苏州横塘。

  传说中唐伯虎是“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实际中却并非像小说影视中描写的那样风流快意,但他的才气确实常罕见的。

  虽说明代文人普遍兼擅琴棋书画,但技艺如唐伯虎这样精湛的也并不多。我们先来看唐伯虎的诗,前面文章中已经引用了好多,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唐伯虎的好多诗都是通俗易懂,用俗字俗语,极类白居易那种让老太太也能听懂的风格。

  对此,当时有些文人是很的,王世贞就在《艺苑卮言》中嘲笑唐伯虎的诗“如乞儿唱《落》”,这未免有点太偏激了(王世贞晚年也颇为,说写《艺苑卮言》时“年未四十……既不切当,又伤儇薄”)。唐伯虎的这类诗,我觉得虽然词句不像其他文人那样“文辞雅丽”,但是却清新可爱,没有那种“正襟危坐”的迂腐气。

  其实这类风格的诗,从唐代的寒山、拾得等就开始有了,唐伯虎应该是继承发扬了这一诗风。后面我们将提到,唐伯虎离世五十多年后,文坛中的派袁宏道就这样说:“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枣竿》《劈破玉》为诗,故足乐也。”所谓《打枣竿》《劈破玉》,正是民间小调,可见袁宏道对这一类带有浓郁民间口语气味的诗歌是推崇备至的。

  而且唐伯虎也并非只会写这种特别通俗的诗歌,他的南京解元也不是盖的,用典妥帖,字句雅驯的诗对他来说又有何难。在唐伯虎的众多诗里,我最喜欢那三十首《落花诗》。《桃花庵歌》等诗虽然也相当不错,但却远不如《落花诗》更蕴藉有味,嚼齿余香。

  在此,不将这三十首《落花诗》一一录出了。我觉得唐伯虎的《落花诗》和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红楼梦》中的《葬花吟》是同类风格,艺术水准上也丝毫不逊于二者,只是名气上没有二者大,受到人们的关注也没有二者多罢了。

  俞平伯先生早就说过《落花诗》和《葬花吟》之间的渊源,这里不再多提了。《落花诗》中,我最喜欢这几首:杨柳楼头月半规,笙歌院里夜深时。

  其他如“纵使堆北斗,难饶风雨葬西施”“自是节临三月暮,何须人恨五更风”“奔井似衔恨,坠楼如报主人恩”“莫道无情何必尔,自缘我辈正钟情”“命薄错抛倾国色,缘轻不遇买金人”等等,都是婉转动人、缠绵悱恻,用典不露痕迹,对仗工稳灵活,艺术上的常高的。

  唐伯虎的书法其实也非常好,虽说源自赵孟一体,但既有赵体的丰润灵活,又更多几分俊逸妩媚,《落花诗册》是其代表作。不过人们太多地注意了唐伯虎的画,而常常忽略了他本身也是一位很出色的书家。

  当然,依我看,唐伯虎的字有些过于软媚,有道是“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要是和颜真卿之类豪气纵横的手笔一比,唐伯虎的字很类似女子的手笔,闺阁风味很浓。但书法美应该也是多种多样的,唐伯虎这种字体也应有一席之地。

  唐伯虎的画,当然名气更大,他对山水、人物、仕女、花鸟等多种画体都驾驭得非常娴熟,有《骑驴思归图》《山松声图》《事茗图》《孟蜀宫妓图》《李端端落籍图》《秋风纨扇图》《枯槎鹆图》等绘画作品,现在都是国宝级文物。

  有天看网上一篇文字,一个朋友说游了唐伯虎之墓后,见墓碑上写的是“明唐解元之墓”,心中耿耿,感叹唐伯虎“一辈子苦苦想忘却的利禄在别里还是逃不过”,其实也不尽然。唐伯虎对,无时或忘。他自己不也刻有“南京解元”的图章?“杏花零落忆题名”,一直是他心中难以忘却的荣耀。

  然而,正像唐伯虎宽解自己时曾说过的:“眼前富贵一枰棋,身后半张纸”。古来状元多得是,这些当年显赫一时的人物都随历史的尘烟?去,没有留下多少痕迹,而唐伯虎却留下了千古大名,成为风流才子的代言人。

  提起唐伯虎,往往少不了要说到“江南四大才子”。其实在历史上,只有“吴中四才子”——唐伯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或者画坛上的“明四家”——沈周、唐伯虎、文徵明、仇英。

  时期的苏州人程瞻庐,写成《唐祝文周四杰传》,常好看的一本小说。后来影视剧中很多有关唐伯虎等人的素材都取自此书。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必然有不少夸张之处。唐伯虎我们已经说了,这里简略说一下其他三位才子。

  祝枝山(1460~1527年),原名允明,字希哲,号枝山,又署枝山老樵,枝指生,枝指山人(因他生有六指)。在江南四大才子的传奇中,祝枝山往往扮演着滑稽可笑的丑角戏分,这多少有些夸张。

  祝枝山比唐伯虎大10岁,出身门第也比唐伯虎高得多。祝允明的爷爷祝颢官至山西布政司右参政,外祖父更厉害,是大名鼎鼎的徐有功。

  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明英时的“夺门之变”,其之一,就是徐有功。徐有功因这场功劳曾官至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封武功伯。所以,祝枝山的老丈人也相当牛,是中书舍人李应祯。

  不过,祝枝山的也不顺利,虽然他三十三岁时就考中举人,但一直没有能再过一关,中得进士。直到五十五岁,才得了个广东惠州府兴宁县知县,后来调任南京任京兆应天府通判,六十三岁时就托病辞官了。

  祝枝山性情豪放,《明史》中说:“允明……好六博,善新声,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恶礼法士,亦不问生产,有所入,辄召客豪饮,费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随于后,允明益自喜。”

  可见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上,祝枝山喜好赌钱还是有历史根据的。祝枝山到了晚年,经营生产方面全不用心,有钱就请朋友吃光喝光,经济上十分窘迫,一出门,要账的就跟在后面追,祝枝山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当然,这时候是绝不会有唐伯虎为他作画还债的,因为此时,唐伯虎早已去世了。

  祝枝山最擅长的就是书法,楷书学钟繇、王羲之,谨严端整,笔力稳健;草书学怀素、黄庭坚。祝枝山的草书成就最高,笔势雄强、纵横秀逸,在明清书家中独树一帜,卓然不凡。

  文徵明(1470~1560年),和唐伯虎同年生,略小几个月(唐伯虎是二月出生,他是十一月)。文徵明在《唐祝文周四杰传》中就是一副乖乖仔的样子,这和历史倒是比较相符的。

  文徵明也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文洪是明成化元年进士,父亲文林是成化八年进士,做过永嘉和博平两地的知县,叔父文森是右佥都御史。

  但文徵明却并非神童型的才子,据说他七岁才能站立,岁了,说话还含混不清。但其精通易数的父亲却对他十分钟爱,坚称他日后必有建树,远胜其兄。果然,文徵明到了十二三岁时,就突然“小爆发”了——“颖异挺发,日记数千百语”。

  文徵明常刻苦好学的,参加生员会考时,因字不好,被列为三等。于是他就每天临《千字文》十遍,无论寒暑,不懈。后来,文徵明成为书法大家。

  文徵明的科举之同样非常不顺,从二十六岁直考到五十三岁,九次应试,竟都榜上无名。他感叹道:“明经三十年,潦倒雪盈簪。疾病乘虚入,摧颓觉老侵”……

  直到晚年,文徵明才被举荐为翰林院侍诏。在翰林院时,文徵明的才气为人们所钦服,很多人常跑来求书求画。但也有一些嫉妒文徵明,竟文徵明为画匠,百般排挤。于是文徵明勉强居官三年,在极有升迁希望的时刻,却辞官归家了。

  拉拢过唐伯虎的宁王同样拉拢过文徵明,但文徵明比唐伯虎更高一筹,早就了宁王的,一开始就称病不出,根本不见宁王的使者,不收宁王的礼物。完全“御敌”于之外。

  文徵明的品格,是大家都推许的。他不像唐祝等人那样流连于青楼,文徵明娶了妻子吴氏后,专情恩爱五十余年,人称“五十年无二色”。

  据说,有次唐伯虎在一艘小船中“埋伏”了两个,把文徵明引入舟中——记得《宰相刘罗锅》上的刘罗锅就这样“着了道儿”,和两个宫女起来——但文徵明却坐怀不乱,当场拂袖而去,为此还差点和唐伯虎。

  文徵明性情温和,其朱子朗学得他书画中的几分神韵,便有时私下里署他的名字为人作画。有一次,一个金陵客人唯恐请不动文徵明,就给朱子朗送钱求画,要求署文徵明的落款。不想下人糊涂,竟送到文徵明府上,文徵明也不生气,笑道:“我画幅真文徵明的,假冒一下朱子朗吧。”

  也许是福善祸淫,有报。文徵明子孙满堂,长子文彭、次子文嘉,孙子文元善等都是书画名家,尤其是孙女文淑,是我国画史上难得一见的著名女画家,文徵明自己也得享高寿,直到九十岁时,才安然离世。

  文徵明诗书画俱佳,和唐伯虎一样是全才。他留诗有两千多首,有些诗也相当不错,试举一首与大家共赏。

  这“唐祝文周”中的周文宾,其实并无其人。《唐祝文周四杰传》一书中也说,周文宾的原型其实就是张灵。

  张灵,字梦晋,生卒年不详。但他的年龄应该和唐伯虎相仿,死得却比唐伯虎更早。他和唐伯虎比邻而居,交情非同一般。张灵的画也非常出色,通过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招仙图》,就可以窥见张灵的。

  这幅画,布局极为空旷,只有一轮孤月半掩在黑云之中,月下水波无际芦荻丛生,满纸凄清之感。右下角画一美人笼袖凝眉而立,姿容娴静秀美。这样的构图和意境,在众多仕女画中并不多见,可谓别具一格,足见张灵的灵气。

  此外,张灵还有《荷池消夏图》《渔乐图》《织女图》等,分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吴越所见书画录》曾说:“梦晋与唐六如、祝希哲同时友善,画更高于六如,死亦更早。”意思是说张灵画艺似乎还在唐伯虎之上。

  清张潮的《虞初新志》中收有明末文人黄周星的一篇《张灵崔莹合传》,其中说,张灵“生而姿容俊奕,才调无双,工诗善画,性风流豪放,不可一世”,却过了“结婚年龄”也没有婚娶。唐伯虎问他为什么,他说决心要一个如崔莺莺一般的绝色佳人为偶。

  后来张灵果真遇到了一个叫崔莹(字素琼)的女子,两情相悦,定下婚约。然而,正要迎娶之时,有个追求崔莹失败的想出“借刀”的坏招——到了宁王朱宸濠那里,大夸崔莹的美艳。结果宁王倚仗权威,崔莹入王宫服侍。崔莹临行时,留下一首诗说:才子风流第一人,愿随行乞乐清贫。

  张灵闻得此事,见得此诗,心中大恸,大呼:“佳人崔素琼!”随仆地呕血不止,不久便郁郁死去。而崔素琼在宁王谋反事败后,得以回乡,可惜她看到的,只是张灵的坟墓。于是她拿了张灵的诗稿,读一篇诗,酹一杯酒,痛哭一场,最后自缢于墓旁。唐伯虎将其合葬于一座坟中,题碑为“明才子张梦晋佳人崔素琼合葬之墓”。

  这个传说,《唐祝文周四杰》传中也引述过,不过黄周星是明末时人,据张灵生活的时代已有上百年之久,张潮也评道:“从来稗官家言,大抵真赝参半。若梦晋之名,既章章于《六如集》中;但素琼之事,无从考证。”

  确实,如果像黄周星文中所说:“时倾城士人传感叹,无贤愚,争来吊诔,络绎喧,云蒸雨集,哀声动地……”,场面这样大,在当时应是极具“新闻效应”的事情,必然会在唐伯虎、祝枝山等好友的诗文中有所记录。当时宁王已败,也没有什么避讳之处,不会秘传到百多年后才由黄周星详细记述下来。

  这两首诗中所提到的“玄墓山”,是苏州西南的一座山,相传东晋有个叫郁泰玄的人葬于此处,山上梅花极多,花开时望之若雪,有“香雪海”之美誉。《红楼梦》第四十一回中写妙玉给黛玉等喝的茶,所用之水就是她“五年前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

  从张灵这两首诗来看,张灵对玄墓山这个地方是情有独钟的,他临死时的态度和唐伯虎的临终诗倒差不多,却并无半点思念“崔素琼”之意,因此张灵崔素琼的传说,未可全信。

  不过,张灵似乎更加多情易感,比唐寅更消沉。唐伯虎集中有首张灵改的《流水诗》。先看一下唐伯虎的原诗:浅浅水,长悠悠,来无尽,去无休。

  这首诗基调是十分昂扬的,很有唐宣那首“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的意味。但张灵改过后就大不一样了:浅浅水,断又续,在山清,出山浊。

  这首诗的主旨就是讲“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一点也不向往的名利,有点像白居易的那首“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但基调更为低沉。像什么“曲曲折折难回头,呜呜咽咽日夜哭”,可见张灵更是挫折,在当时就比唐伯虎更消沉颓废。

  张灵,肯定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可惜的是,张灵的很多故事都磨灭,后人也只能凭张灵仅存的几幅画作来遥想一下他的丰采。

  众所周知,明代是个思想日益,程朱理学极为盛行的时代。多少人都唯唯诺诺地夹起尾巴,不敢越雷池一步。一时间万马齐喑,如坠沉沉黑潭。

  然而,就在大家都膜拜在孔老二的像下,奉孔孟学说为圭臬,不敢有一丝一毫质疑时,有个人却喊道:“孔子之不足据,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孔夫子算什么,也是一个脑袋,两只眼睛的平,他说的就一句顶一万句?全是真理?

  此人骂孔子、骂孟子,从董仲舒到朱熹统统骂了个遍,却极口称赞当时的“人物”——秦始皇、女帝武则天,还对礼教卫士们视为淫奔之女的卓文君大加嘉许,说是:“正获身,非失身”!

  正所谓千之,“开古今未开之眼,开古今未开之口”“摅贤圣之肾肠,寒伪学胆”,真个是惊世骇俗!痛快!痛快!

  李贽(1527~1602年),号卓吾,别号温陵、百泉等,福建晋江人。原姓林,名载贽。

  李贽对朱熹所注的“五经”一看就想吐,但当时的科举,这些都是必考科目。无奈之下,只好先抓了几篇范文死记硬背,然后比着葫芦画瓢,就这样居然也中了举人,可见李贽实在是太聪明了。但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参加过科举。

  前面说过,考中了举人,并非“最高学历”,接下来还有国家级考试——“会试”“殿试”等,考过后才能当进士。

  而李贽只过了第二关,就再也不肯费这个脑筋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科考这一套太厌恶了,他说这种文章纯粹就是抄来抄去,“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一点价值也没有。之所以考个举人,正像贾宝玉去考场应试一样,只是对自己的家庭有个交代罢了。

  在当时,只有举人身份也是可以当官的。但由于“学历”不过硬,李贽当的只是一些芝麻小官。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李贽被任命为河南卫辉府共城教谕(相当于县教委主任),但他性格孤僻,除了按时点名,“拜揖公堂之外”,就“闭户自若”,自顾自地读书。们吃吃喝喝,打打麻将,泡泡小姐,他从不参与。

  好在辉县的风景还不错,附近有个地方处处杨柳,百泉齐涌,风景幽然(后来袁世凯受清廷猜忌赋闲时,也曾在此地呆过)。于是李贽就经常流连于此处,故又起了个别号叫百泉。

  但他这样独来独往,大家都觉得他不合群,渐渐李贽就经常和上官相抵触。后来李贽又做过南京国子监博士、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等。依李贽的脾气,无论到哪儿都和上官、等合不来。

  我们知道,明朝官员的俸禄标准定得很低,低级官员靠官俸很难维持生活。但历来都有潜规则,当官的一般是“工资基本不动,抽烟喝酒靠送”,而李贽是直肠子,不懂得捞,加上又和上官同事不睦,所以,李贽这官当得又穷又累。

  李贽曾把妻子和三个女儿留在河南辉县。她们母女亲手耕田织布谋生,因遇到灾荒,二女三女饿得营养不良,生了病,相继早夭。好歹李贽是个官啊,最小还是县教委主任这样的呢,能穷到饿死自己女儿,这李贽在为官之道上看来相当低能。

  李贽五十岁时,终于当了个大点的官——云南姚安知府,虽然云南是偏远之地,但毕竟是正四品的官,而且是行政一把手,很大。但李贽并没有多大兴趣,只是为了家人的生计,才勉强赴任。在知府任上,“一切持简易,任自然”,采用“无为而治”方针。其实很多时候,为官者只要不贪虐,不扰民,就相当不错了,所以李贽的治下,倒是十分和谐。

  陈红有首歌唱道:“好好工作啊好好工作,好好工作才有好的生活。”然而在中,只会“好好工作”是远远不够的。人际关系,比实际工作成绩更重要。但这恰恰是李贽的弱项。巡抚王凝对李贽看不顺眼,。李贽脾气倔强,于是发生争执。三年任将满时,李贽就自动离职。

  其实他只要忍一忍,就有望晋级,但他早对做官烦透了。巡按刘维倒是个,对他印象不错,出于好心,还劝了他一回,说过一段就可正常卸任,你这样恐怕要算“旷工”了,这是何苦呢?

  但李贽不听,帽一扔就跑到山里去了,说不干就不干了。于是刘维只好向朝廷汇报,给了他一个提前退休的待遇。

  李贽彻底摆脱了纠缠,他一点也不后悔,反而慨言道:“五十年前真一犬也!”——我原来的日子活得像狗一样!

  李贽来到湖北黄安的天台书院,白天论道,捎带着教教好友耿家的子弟,晚上就借住在耿家读书著文。就这样在耿家住了四年,直到耿病死了,耿的弟弟耿定向和其兄性格大不相同,早对李贽的所作所为看不顺眼,?是就将李贽赶将出去。

  李贽无处可去,他把家属打发走,孑然一身去了湖北麻城龙潭湖芝佛院,在那里与一些僧人们读书论道。李贽为人孤傲,他有诗说:“若为追欢悦,空劳皮骨损,年来寂寞从人谩,只有疏狂一老身。”

  不过李贽虽在佛院,后来六十三岁时,又剃了发,但他并非是皈依空门,一心向佛,去当。据他说是“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

  原来李贽只是怕家中之人来烦扰他做学问,所以摆出这样一副姿态,其实李贽这人“怀疑一切”——不,不信道,不信儒。他曾说:“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则恶,见僧则恶,见先生则尤恶”。

  虽然李贽受到耿定向等一班迂腐之人的,但他的观点和著作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其实人们对压抑人性、思想的程朱理学,早就心存反感,只是不敢说出来罢了,而李贽却一身是胆,大声叫出来,正如中的一场雨,岂不让人觉得痛快万分?

  一时间好多人都成了李贽的“粉丝”。李贽的“粉丝”们可不全是那种粉嫩嫩的小男生小女孩,他的“粉丝团”有工部尚书刘东星、状元焦竑、派掌门袁氏三兄弟等等,都是响当当的“腕儿”,甚至还有“老外”——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也来捧场。

  虽是礼教森严的明代,李贽的“粉丝”中也有女的,名士梅国桢之女梅澹然是位寡妇,但梅澹然却不顾,当了李贽门下女。李贽也不怕“寡妇门前多”,公然和其一起嬉笑游玩,不避嫌疑。有人惊怪,李贽说:“山居野处,鹿麋犹以为嬉,何况人乎。”

  李贽有种种惊世骇俗的作为,有时学生来向他一本正经地请教学问,他却说:“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有学生顽皮,真的弄了个歌妓来一起喝酒狂歌,李贽也不恼怒,却笑道:“也强似与先生做伴。”

  然而,李贽却并非一个作风放荡的人。李贽的私德是人们一直很的,在那个普遍三妻四妾的时代,李贽却始终只有一个妻子,虽然其妻没有给他生过儿子,他也没有以此为由纳妾。三袁中的袁中道就十分地说过:公(李贽)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

  从袁中道的描述可见,李贽持官,持身高洁,不近男色,专心学问,孤直不屈,是三袁远远不及的。这其中虽有溢美之词,但用在李贽身上并不过分。李贽比那些表面上是模范,实际中却猪狗不如的们强多了。

  李贽故意做出种种离经叛道、让瞠目的姿态,正是厌恶那些假的腐儒们,厌恶那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空谈的程朱理学。

  李贽为文,痛快淋漓,他写文只是抒发心中的情。时至今天,江湖夜雨读到他这样一段话时,还是由衷地:且夫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

  是啊,真正的好文章,不是逼出来,也不是求出来的,而是有感而发,倾注了心中所有的真情实感,“命题作文”往往是难有好文章的。但很多时候,想唱就唱可以,想写就写却需要莫大的勇气,正所谓“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轻则招致非议,重则会付出生命代价。所以好多人想写也不敢写,写了也不敢传。

  但李贽却不然,他说:“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武夫之中,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命的并不罕见,但一向怯弱如鸡的文人却少有此等胆量者。

  李贽却是个例外,他曾放言“不畏死”“不怕人”“不靠势”,正所谓:“敝屣,浮云,此身何惧?”

  李贽写过《五死篇》一文,说像“程婴、聂政、屈原”之类人的死法,才是“天下第一等好死”,而所认为的“寿终正寝”善终模式,却是李贽嗤之以鼻的:若夫卧病房榻之间,徘徊妻孥之侧,滔下者是也。此庸夫俗子之所习惯,非死所矣,岂丈夫之所甘死乎?

  遇上李贽这个“死了也要写,不写到众人目瞪口呆不痛快”的主儿,那些的正统人物、迂腐腾腾的先生自然对之恨得要命、怕得要死。

  李贽先是经常遇到一些被人了的无赖,明万历二十八年,湖广佥事冯应京会同麻城县韩佥可,以“维持风化”之名,纠集李贽,并烧塔毁寺。七十四岁的老人李贽不得不离开麻城,远走附近的通州。

  然而,伪毒的中人是不会放过李贽的。明万历二十九年,耿定向的门生蔡毅中、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等人给上疏,称李贽的著作“流行海内,”;并重点李贽的“生活作风”问题,说什么“尤可恨者,寄居麻城,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院,挟,白昼同浴”,又李贽“勾引士人妻女”“同于”,当然还有“不知尊孔子家法”等等。

  其实这些话都是无稽之谈,一来李贽都七十多岁了,还能做什么事?就算七十多岁的男人也有“老”,要知道古时候娶妾狎妓都是不违法的,李贽如果真的是好这一口儿,他就当他的正四品知府好了。只要能贪污点钱,水灵灵的小姑娘一打一打地买到家里去当小老婆,谁管得着?那不更方便?

  明万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李贽趁为他剃头时,夺下一把剃刀自割其喉,顿时血如泉涌,止也止不住。然而,李贽这一刀并未将气管完全割断,一时还没有死。

  朝廷其实也并非打算处他死刑,甚至只要他“态度较好”就可以放他回家养老。所以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要,李贽当时喉部剧创,已无法说话,于是用手指醮血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李贽最反对“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中国历史上历来造假的本领非同一般,假奶粉假酒假烟假名牌服装假点击率不用提了,假仁假义才是大发明。杀伤力最大最有效的就是以“德”害人,以“仁”,以“礼”人。

  李贽在《答耿司寇》一文中,辛辣地揭露了这些假的: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人者……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

  我们看,像耿定向这样的人,虽满口,其实也是整天打自己的“小算盘”,为自己谋的人。谋并不,的是不一。李贽曾说过,追求食色财货都是人的本性,所以李贽曾言道:“吾乃以自利,行自利之事,得自身痛快,管他人做甚!”

  这并非是提倡自利,而是反对程朱理学那种“存,灭人欲”的做法,讨厌那些假们地标榜自己,个个一副岳不群的。

  于是李贽说:“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

  当然,还有一些人,未必是有心做假。但受礼教之毒太深,却也做出一些十分的事来。我们看《神雕侠侣》中的郭靖,反对杨过、小龙女的婚事,并认为宁可一掌杨过,也不能让他坏了“名声”,成为武林“”。

  所以李贽在《焚书》中又有这样一段话:公但知能误国,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未之可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

  是啊,这些腐儒们受了礼教的,往往还认为自己是行得正、坐得直,自己做的全是混蛋事,还认为是问心无愧,往小处说是害人不利己,大处则会祸国殃民。

  明朝末年,崇祯想和满清议和,朝中不少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当时的群臣认为谈和就是投降,就是,就是秦桧。在这些迂腐大臣们的“忠心”进谏下,崇祯杀了提议议和的陈新甲,于是无人再敢提议和二字,明亡已不可逆转。这正是了李贽所说的“君子之尤能误国”的论断。

  像现在有些人看不起网络文字一样,当时很多文人都对《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民间文字十分轻视,而李贽却推崇备至,后来金圣叹将《水浒》等列为“才子书”,应该是受到了李贽的影响。

  李贽点评过很多书,据说李贽读书时,或边读边笑,或边读边哭,或边读边大叫,或边读边乱舞,或边读边打滚。这样的人点评的书自然是一片情。

  李贽点评的《论语》就煞是好玩。比如当读到孔子哀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时,李贽充满嘲笑地评道:“夫子婆心直至此地,极像如今急者,欲得一好梦也不能,安得不心焦!”

  这种评法,那些呆板儒生们不免看得心惊肉跳,认为是了圣贤。其实在李贽眼中,“圣贤”也是,也有的喜怒哀乐,也有的七情六欲。

  在明代那个一团昏暗的时代,李贽的出现,正像一道四射的闪电,了整个明代文坛。李贽的文章霸气凌人,豪气逼人,读来真如喝了一碗烈酒一般痛快!正如袁宏道所评:“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

  而汪本钶《续刻李氏书序》中更是赞道:盖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能令聋者聪,聩者明,梦者觉,醉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肠冰者热,心炎者冷……

  李贽的文字确实了不知多少浑浑噩噩的人、被程朱理学洗过脑的梦中人。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聋者聪,聩者明,梦者觉,醉者醒,病者起,死者活”等句,也并非是夸张。

  李贽的很多思想,虽然惊世骇俗,但在明代当时就让很多人理解并接受。比如像男女平等,女子未必不如男人这样的,李贽的看法都给人们全新的。

  有这样一则明代笑话:“郡人赵世杰半夜睡醒,语其妻曰:‘我梦中与他家妇女交接,不知妇女也有此梦否?’其妻曰:‘男人妇人有甚差别?’世杰遂将其妻打了一顿。至今留下俗语:赵世杰,夜半起来打差别。”

  讲完此笑话后,明人星评论:“在夫则可,在妻则不可,何也?此事若问李卓吾,定有奇解。”这种男女不平等的事,让李卓吾(李贽)来评肯定是的。这就证明了,在当时,李贽的很多观点就广为,并引发人们思考,为人们所接受。

  鲁迅先生曾将旧中国形容成一个不透气的罐头,明代当时的社会也是如此。而李贽和鲁迅先生一样,都是将这个“罐头”捅了个窟窿,让大家能透几口气的人。

  直到今天,江湖夜雨面对李卓吾先生的遗文,还是感慨钦佩不已。李卓吾先生这种“亡命”著书的,呵神骂鬼的勇气,都是我不能学、不敢学的。

  最后,让我用明人冯元仲的《吊李卓吾先生墓诗》,来表达对李卓吾先生的: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场。

  明万历年间的一天晚上,派的“掌门人”袁宏道在友人陶望龄家闲坐。于无聊之际翻架上的旧书来看,无意中抽出一本破破烂烂、纸黄墨旧的书来,凑着昏黄的灯光瞥了几眼。

  突然,他一拍桌子跳了起来,拉住友人问道:“这是谁写的?是现在的人?还是古人?”朋友答:“是我的同乡徐渭所写。”袁宏道又惊又喜,如同拾到珍宝一般。他拉着朋友一起看,边看边拍案叫好,把熟睡中的仆人都惊醒了。

  但是,五六年前,徐渭早已在那间四处透风、摇摇欲坠的破茅屋中凄凉地死去了,而临终时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一条他所收留的野狗。

  又过了一百多年,“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看了徐渭的画后,刻了这样一枚印章:“青藤门下牛马走。”意思是说,为徐渭当个如牛马般的人也心甘,据袁枚说,郑板桥还有一枚印是“青藤门下燮”。

  二百年后,又有一位艺术大师感慨道:“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纵横涂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三百年前,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

  这人恨不得能生在徐渭尚在的时代,给徐渭磨墨理纸当书童,就算徐渭不肯,把他关在门外不理,在外面饿着肚子站着,也觉得特兴奋。这劲头,和现在追星族们的“”相比也毫不逊色。

  诗文惊动一代文豪袁中郎,画艺令郑板桥甘为门下,引得齐白石先生狂热追捧,这徐渭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徐渭,初字文清,后改为文长,号天池,又号青藤、田水月(渭字拆开),浙江山阴(今绍兴)人。

  徐渭的一生可以简化成这样几个数字: 百日丧父、六岁入学、九岁能文、二十成名、四段婚姻、七年、八次落榜、九回……

  这是一串对比鲜明,触目惊心的数字,从这几个简简单单的数字中,就可以透视出徐渭身上那超凡的才气,也可以感受到加在徐渭身上那不堪的。正像海水与熔岩造就了奇特的海岛,才气和,造就了明代文学史上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徐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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